中國電力報：您認為霧霾天氣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跟煤炭和燃油有何關系？

潘家華：霧霾的形成絕對是跟化石能源的消費聯系在一起的，這是沒有任何質疑的。但為什么霧霾突然間變得這么嚴重，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國能源消費的歷史。1980年我國的能源消費總量也就只有6.5億噸標煤，經過二十年后，2000年我們的能源消費總量翻了一番是13.5億噸標煤。但進入21世紀后，我們能源消費總量保持了非常快速的增長，到現在已經超過了35億噸標煤。

然后再看一下我們的能源消費結構，化石能源占比是91%，其中煤炭是68%左右，石油在19%左右，天然氣是4%左右。其中煤炭的燃燒排放量最大，市場成本低，但社會和環境成本高。從我們能源發展階段和消費結構來看，中國能源消費單位熱值的常規污染物和碳的排放量要遠高于以石油為主的發達國家。

但排放并不意味著霧霾必然會生成，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排放相對集中。

在璦琿——騰沖（400毫米等降水量線）線以東地區，人口占94%，國土面積占比在40%以下，人口和產業高度密集。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氣候條件。中國東南部區域屬于季風氣候，海洋的濕潤氣團往北移動，北部的冷空氣向南移動，南北氣團容易達到均衡狀態，就導致了沒有風的穩定氣層，不利于污染物擴散。此外我們的技術、標準、監管上都存在一些問題，這樣綜合的因素導致了霧霾天氣的形成。

“能源效率低是個表象偽命題”

中國電力報：現在普遍認為我國的能源效率比較低，僅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為什么會這樣？

潘家華：我認為能源效率低是一個偽命題。中國的能源效率并不低，相對于發展階段，甚至比發達國家也不低。以煉鋼為例，我們現在噸鋼的能耗比OECD的平均水平要低，而且我們是從鐵礦石煉出來的，而國外廢鋼占比則較大。我們的煤電，百萬千瓦超超臨界機組煤耗在280克/千瓦時左右，這比美國、德國的還要高效。此外，我們汽車的燃油效率也高于美國。必須看到，我們單位面積的建筑能耗也是低于歐洲美國的，盡管我們的舒適程度沒有他們高。綜合來看，我們不能簡單說：中國能源效率低。

但為什么我們單位產值的能耗比較高？分析來看，一是我們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本身的特點就是能耗高。二是我們的產品結構，產品的附加值偏低。比如瑞士的鐘表可以賣到幾萬塊錢，而我們制造的手表卻很便宜。三是與我們整體的發展水平有關，生產能耗高，生活消費能耗少。四是一些比價因素。例如理發、出租車，同樣的服務，同樣的能耗，用美元計，單位產值的能耗，中國比美國高出3~5倍，甚至更高，這不能說中國能效低。

如果進行對比就是比技術效率，可以發現中國在世界上并不落后，在許多領域甚至處于領先地位，比如說我們的單晶硅競爭力就很強。

中國電力報：我國能源消耗的強度正在明顯下降，近幾年電力消費彈性系數也已明顯低于1，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經濟和能源消費正進入新的階段？

潘家華：我認為現在我國的能源消費出現了一個轉折，從較高的經濟增長開始轉向平穩增長階段，這是從工業化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產能三個方面來判斷的。一是從工業化的發展階段看。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已經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階段，像北京、上海及部分沿海地區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階段。這意味著我們工業擴張的空間已經不大，能源消費的增長將不會來自于原材料產業或常規制造業的擴張。相反，由于技術進步，工業制造業的能效會不斷提高，能耗會呈下降趨勢。

比如德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從1980年至今一直是在下降的，從3.5億噸標油下降到3.1億噸標油，總量一直是往下走的。

第二，從我們現在的產業結構來看。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比一般在70%左右，而我們現在第三產業占比只有46%。我們的第三產業正在提升，以及第二產業相對下降，能源消耗的強度也在下降。未來第三產業對能源的要求也將更多傾向于質，而不是量。

第三，從我們的產能來看。我們的粗鋼2013年是7.8億噸的產量，占世界的48%。有人戲稱世界鋼鐵生產是“中國第一、河北第二、美國第三”，我們的鋼鐵產能達到10億噸。如果進一步擴張，市場在哪里？再比如說2013年我們生產了14.56億部手機，超過了我們的人口總數，汽車生產了2212萬輛，彩電1.28億臺。市場空間已經飽和，簡單重復的產能擴張就沒有空間。

“民資進入有助于減少市場風險和國家投入”

中國電力報：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能源市場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市場化程度明顯滯后，請您分析其中原因。

潘家華：能源的特點決定它具有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地位和戰略性地位，國家行政干預控制的成分比較多，基本上屬于沒有放開市場的領域，多數都由央企直接掌管。比如石油領域，都是由“三桶油”來掌握，民營企業沒有空間。說讓市場配置資源，但計劃經濟的色彩仍然十分濃厚，可以說是形成了一種既定的利益格局。如果不打破這種制度格局，那么讓市場配置資源的可能性就沒有。以美國頁巖氣為例，參與開發的都是眾多的私營企業，所以就形成一次革命。

現在我們的地方政府與央企打交道是沒有風險的，在政治上是對的，這就導致投資的時候可能會產生一些盲目性。政府在改革中應當是一種宏觀的調控，而不應進行微觀的干預。

比如說階梯電價、階梯水價，價格提高后的收益應當補貼給社會，或者用來調整產業結構，提高清潔能源的比重，而不是給企業。另外階梯差價對富人來講，經濟上的影響也并不明顯，進行制度設計，需要考慮這些因素。

實際上，非國有部門的參與，不僅有助于減少市場風險，而且有利于減少國家投入。比如上世紀90年代三峽水電建設的時候，資金上比較緊張。當時我們參與這些方面的一些評估工作，提了一個建議就是讓移民的生產資料、土地以股份的形式入股，實現利益的一體化，這樣就會減少很多阻力。但是，當時的體制不允許這樣。

另外，從我們目前對央企的考評體制來看，負責人的政治風險是高于市場風險的。未來的改革應該將兩者剝離開，讓市場風險高于政治風險，并加大第三方監督制度的建設。

中國電力報：三中全會還提出，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完善國資管理體制，您對能源行業制度改革有怎樣的評價和期許？

潘家華：能源市場的改革嚴重滯后。首先產權的界定就很不清楚。比如說煤礦是國有的，跟當地老百姓沒關系，最后煤礦變成了企業的。產權可以分為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我們的所有權不能變，但收益權和使用權可以調整，更多分配給老百姓，目前是三種權都在國企手里。

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了對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一確權登記，形成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健全能源、水、土地節約集約使用制度；并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這都給能源改革提供了支撐。

第二是投資對市場放開的問題。現在能源領域的投資主要是央企、國企進行的，對民營企業不開放，民資就沒有可能來參與競爭。

第三是價格體系。作為政府要站在全社會的高度確保全民享有能源的普遍服務，制止奢侈浪費行為，保護基本價格，放開其他的價格。市場會讓價格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并促進就業、消費方式的改變等。

比如瑞士有這樣一個制度，對汽油消費征收碳稅。這部分稅征收上來之后再平均返還給全體人民，消費能源多的人交的稅也多，這很值得我們學習。

“碳交易要先建基礎設施”

中國電力報：您是研究碳減排方面的專家，對碳減排市場化方面您有怎樣的看法？

潘家華：應該說我們目前正處于起步階段，但似乎發展的路徑不對。建立碳市場是很好的，但目前我們在認定、報告、核查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都不完善的情況下，就開始搞交易，就好比買汽車，發了牌照，但沒有鋪公路一樣。

對于建立碳交易市場，首先對碳要有非常明確的界定，碳是個什么東西？由誰來界定？還要建立完善的報告核查體系，要建立統一的標準。第三，交易的時候要盡量減少交易成本，比如說英國對于碳稅是使用電量進行計算的，核算比較簡單方便。此外，我們的碳交易應該進行零碳能源的補貼及生態環境的保護，比如風能、太陽能及生物質能，形成交叉補貼的體系。

中國電力報：全球范圍內，您觀察能源行業在生產消費觀念和技術上正發生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變革或創新？

潘家華：我覺得是可再生能源的高速發展，技術的進步以及價格下降的速度。我記得10年以前，每千瓦太陽能光伏的發電成本是4萬多塊錢，現在已經降到了萬元以內，上網電價只有9毛錢，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因此講可再生能源的前景是無限的，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