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半島戰爭(Peninsular War)的艱苦消耗戰中，英軍擁有一項拿破侖(Napoleon)軍隊沒有的寶貴優勢：當英軍在采購補給時，當地人樂于接受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發行的鈔票，而遲疑于接受法國發行的鈔票。
如今，只有美元能像當年的英鎊那樣獲得普遍認可。它是毒販和軍閥的首選鈔票，也是國際貿易和資本市場中流通的主要貨幣。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其他貨幣通常以美元報價、與美元交易，有時還盯住美元。美元的無處不在，鞏固了其作為世界頭號儲備貨幣的地位：各國央行需要建立起長期外匯儲備，以便在危機時期方便地使用，儲備貨幣應具有規模大、穩定性強、市場流動性高的特點，而只有美元能同時滿足這些要求。
關于美國從美元支配地位中獲得的好處，經濟學家們辯論已久。這場辯論的最新動向是，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評估了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元構成的挑戰。
由路透社(Reuters)記者艾倫•惠特利編著的這本小冊子，為讀者了解這場經濟辯論提供了一個可讀性教強的指導性讀本，但該書關注的核心在于地緣政治。惠特利提出了兩個主要問題：美國如何利用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賦予自己的“超級特權”來發揮影響力？中國最終是否甘愿舍棄對匯率政策的控制權，為人民幣爭取類似的地位？
有多位作者指出，美元賦予美國的這種特權遠非百利而無一害。的確，美國能賺取鑄幣稅(seignorage)——即，當人們持有現金、而無法享有利息時，貨幣發行者所得到的利潤——而人們對美元的需求意味著，美國可以自由地發債和印鈔。結果是，美國得以維持國防開支，而這反過來又鞏固了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吸引力。
但世界銀行(World Bank)前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一篇批判貨幣體系的文章中指出，美元的國際化地位帶來兩種巨大代價：第一，其他國家可以通過買入美元來壓低本幣匯率，傷害美國的出口和就業；第二，在經濟失衡加劇時，沒有壓力迫使美國去調整經濟和財政政策，這構成一種道德風險。
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是否總體上有利于美國經濟，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不再明晰。但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前研究員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發現，美元能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增加美國的全球影響力。首先，由于以美元進行的支付最終相當于向美聯儲(Fed)的賬戶上轉賬，美國可以實施金融封鎖，正如它對伊朗所做的那樣。第二，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如此龐大——已達3.8萬億美元之巨，因此中國在短期內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持有美元。所以，北京方面必須小心避免與美國發生任何沖突，以免自己手中的資產貶值。
中國氣惱于依賴在它看來不負責任的美國經濟政策，因此近年來一直努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在地區貿易中已成為美元的強勁對手，一些急于減輕對美元依賴度的央行也開始持有人民幣形式的外匯儲備。
中國人民大學學者翟東升進一步闡述了人民幣自由化的理由。他嚴厲批判了中國政府過去10年壓低匯率的政策，稱這個照顧出口商、犧牲勞動者利益的決策，最終以犧牲中國社會福祉為代價，補貼了全球的消費者和外國投資者。
要開放中國資本市場、實現人民幣完全自由化，必須推行改革；改革將增加消費占經濟比例，提高民眾生活水平。但改革同樣存在風險：可能加劇經濟波動性，并可能讓外交形勢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翟東升的文章很好地提醒了我們：將人民幣打造成主流的儲備貨幣究竟有何好處，對這個問題中國尚無共識。但即便有政府支持，人民幣的崛起仍將是緩慢、不確定的。也有可能出現其他結果：正如佐利克所說，現行的浮動匯率制“不是不可改變的”。
外界對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日益不滿。先是美聯儲刺激政策波及全球，去年華盛頓方面又任由預算談判演進至違約邊緣，這促使許多國家的政府重新評估自己對美國經濟政策的依賴度。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的財政部長曾經對焦慮的歐洲人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世界各國普遍希望終結這一局面。但什么能替代美元？我們還遠未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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