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洶涌而來、奔騰而去的海潮所貢獻的可不只是魚蝦海貨或浩蕩景觀而已。波濤洶涌的海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能源庫。在地球離心力和月亮引力的聯合作用下，海平面每天兩次變化孕育著巨大的潮汐能。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7月21日稱，一個中荷財團正耗費數千萬美元對一個利用潮汐能生產清潔能源的項目開展可行性研究。該技術的發明者之一羅布·斯泰恩態度樂觀，其表示，經過30個月的研究，合作伙伴對該技術已有信心。斯泰恩認為，與中國北方渤海入口的項目相比，南方的從廣東汕頭到福建廈門的項目可行性更高。

斯泰恩說：“最大的挑戰是，為了使該項目在經濟上可行，該項目必須大規模地建設。從投資規模以及對社會和投資者的風險而言，該項目要求相當高，所以政府的支持很關鍵。”

包括八家荷蘭企業及大學和中國內地的企業及學術機構參與了該研究項目。對于渴望減少對外國能源的依賴，正大力推進清潔能源以降低污染的中國而言，該項目的價值不言而喻。

斯泰恩稱，這個南方項目的年發電能力為5000兆瓦（1兆瓦=100萬瓦=1000千瓦），預計建設成本為150億美元，預計發電的成本為每千瓦時10至15美分。這意味著，該項目的生產成本可能與海上風力發電廠補貼后的電價—每千瓦時12至13.7美分差不多。

分析人士稱，這意味著潮汐能項目需要的國家補貼與海上風力發電項目相近，而海上風力發電已是最貴的項目之一。

但技術層面的突破并不意味著可觀而明晰的項目前景，這一價格高昂的項目還需等待環境影響評估。即使通過了經濟及環保評估，潮汐能與生俱來的巨大風險決定了，該項目的可行性只能留待完全建成后才有望論證。

從發電原理上而言，被譽為“水下風車”的潮汐能本身其實并不神秘，無非是利用潮汐形成的落差來推動水輪機，再由水輪機帶動電動機發電，與水力發電類似。區別在于河流利用的是空間落差，而潮汐流則是相對于海岸線的漲落。但就是這一并不神秘的資源，卻始終邁不過成本門檻。由于具有波動性和間歇性，輸出功率變化大，潮汐發電機組利用效率不高，間接抬高了發電成本。此外，機組、設備折舊等資金投入也不可小覷。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潮汐能資源蘊藏量約為1.1億千瓦，可開發總裝機容量為2179萬千瓦，年發電量可達624億千瓦時，容量在500千瓦以上的站點共191處，可開發總裝機容量為2158萬千瓦，主要集中在福建、浙江、江蘇等省的沿海地區。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曾興起一波潮汐電站建設熱潮，包括江廈、幸福洋、白沙口、海山等潮汐電站，總裝機約近6000千瓦。但現在真正發電運行的僅剩海山與江廈2座潮汐電站。

那么這兩個幸存者的生存狀態如何呢？以海山潮汐電站為例，這座建成于1975年的潮汐電站目前已并入華東電網，上網電價0.46元/千瓦時，而發電成本卻要1.8元/千瓦時，價格嚴重倒掛。以現在每年40萬千瓦的發電量計算，年虧損額在50萬元左右，已處于半運營狀態。至于50萬元的缺口，則靠發展養殖業、出租部分庫區等途徑來相抵，勉強實現微薄盈利。

溫嶺江廈潮汐試驗電站走的是另一條路子：這座中國最大、世界位列第四的潮汐能發電站靠電價補貼實現了2.58元/千瓦時的上網電價。但相比于光伏、風電等同是可再生能源的“兄弟姐妹”，競爭力顯而易見。

根據《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十二五”期間，中國將“發揮潮汐能技術和產業較為成熟的優勢，在具備條件地區，建設1-2個萬千瓦級潮汐能電站和若干潮流能并網示范電站，形成與海洋及沿岸生態保護和綜合利用相協調的利用體系。到2015年，建成總容量5萬千瓦的各類海洋能電站，為更大規模的發展奠定基礎”。

在前述中荷的合作研發中，斯泰恩也在強調政府支持對項目開展的重要性。斯泰恩預計，該項目發電的成本為每千瓦時10至15美分（約合0.62-0.93元人民幣）。這意味著，其生產成本可能與2017年以前（不含2017年）海上風力發電臨時上網電價——近海項目每千瓦時0.85元（含稅，下同），潮間帶項目每千瓦時0.75元差不多。但根據國內排名第一序列的風電企業測算，海上風力發電的盈利空間，依然存在不小的風險。

即使放眼世界范圍，潮汐能開發的高成本問題依然是必須面臨的難題，已投入商業運營的電站項目都是靠政府補貼維持。浙江省發改委能源局電力與新能源處處長金敬撐曾表示，潮汐電站大規模上項目，目前比較困難。現在世界各國潮汐發電成本差不多都在每千瓦時2元左右。潮汐發電要開啟大規模商業應用，還需克服重重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