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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未來將是氣候談判的王牌

2014-09-05 09:22:14 中國石化新聞網   作者: 王韜  

短期看,擁有的化石燃料越多能源安全度越高;然而過多使用化石燃料對氣候安全造成危害。風電、光電作為“零排放”能源,對氣候和能源安全都有裨益;然而作為間歇性能源,風電、光電對電網的穩定性提出挑戰。

能源安全與氣候安全是兩個互相聯系但又并不總是一致的話題。

能源安全的定義和內涵在過去幾十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概念最早源于上世紀70年代中東兩次石油危機對于發達國家經濟的打擊。關注能源的供應充足、運輸路徑的安全以及價格的可負擔是傳統能源安全的范疇。在這個能源安全框架下,一國應該盡量保障自己的能源供應免于中斷,規避價格失控的風險。而今天,能源安全除了供應充足、價格可接受外,還需要符合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社會發展要求。同時,一國的能源系統需要具有足夠的彈性,尤其是在受到外在因素沖擊時不同能源形式具有相互轉換補充和均衡協調的能力,整個系統要有抗沖擊能力。

能源安全的核心沒有太大變化,始終著眼于如何保障長期可靠的能源服務。能源服務的本質也決定了能源安全并不能僅局限于對特定能源的供應,而需要考察在未來氣候變化或其他非傳統安全因素挑戰下整個能源系統的保障能力。

氣候安全則是一個更新的話題。隨著幾十年來氣候變化科學研究的不斷進展,科學界對于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和未來可能發生的氣候變化影響有了更加確切的了解。面對著氣候變化帶來的海平面上升,降水時空分布改變等長期影響以及日益增多的臺風、洪水等極端天氣災害,人類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去減緩、防范和適應這些未來的氣候風險以保障人類社會的安全與持續發展,是氣候安全的核心內容,這其中也包括保障能源安全的要素。

由此可以看出,能源安全與氣候安全存在很多相同要素,尤其是兩者的實現都要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但是兩者又有一些顯著的差別。

一方面,二者在時間尺度上有區別。能源安全首先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服務,因此對于當下的能源服務保障的要求更為迫切,但同時需要用戰略性的眼光考慮長期的系統風險。氣候變化的影響和風險則相反,在目前來看相對較小,但未來隨著氣候變化的嚴重而日益加劇,因此其著眼點更注重當前行為的長遠影響和未來對風險的應對,并通過采取積極措施改變或減少未來的風險。

另一方面,二者主要的責任主體不同。目前,能源安全的影響通常局限在一國之內,因此保障能源安全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和受其監管的國有和私有能源企業,同時通過國際合作對國內的能源政策進行補充。這些局限性決定了能源安全更具有競爭性,從穩定供應到設定價格,能源出口國和進口國都在盡可能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氣候變化則會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產生嚴重的影響,其責任主體在于整個國際社會,本質上更強調合作。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微博])作為最重要的行為主體協調各國的氣候政策,推動共同簽署國際協議,各國根據國際協議要求采取相應行動應對氣候變化。

因此,能源安全更加偏重于短期措施和本國的競爭力,而氣候安全則更注重長期風險的防范和共同的國際努力。通過對具體能源種類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化石燃料占當前世界一次能源供應的80%以上,因此化石能源的使用對于保障能源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短期看,擁有的化石燃料越多能源安全度越高。然而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是造成氣候變化的最主要溫室氣體,因此過多使用化石燃料將對氣候安全造成危害,極端天氣和氣象災害的增加又將反過來影響能源安全。在“卡塔琳娜”颶風襲擊美國墨西哥灣的煉油基地后造成的能源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再生能源如風能、光能、水電、地熱和生物質能的碳排放非常小,甚至可以是“零排放”,因此對于保障氣候安全、應對氣候變化具有積極意義。從長期來看,由于其資源分布廣泛多樣、用之不盡、不易產生氣候風險,對于提高能源安全也有裨益。然而,風能和光能都是間歇性的能源,大量的風電和光電進入電網會對電網的穩定性帶來挑戰,因此在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時候需要關注短期內對能源安全的影響,通過技術進步和建設靈活的調峰負荷,可降低對能源安全的影響。

核電和大水電則是兩個特殊的例子。二者都是低碳能源,且多為穩定電源,無論是從能源安全還是氣候安全的角度看有正效應。然而,這兩種能源有較大的環境和社會影響,因此政府、企業和民眾的態度分歧很大,其發展主要取決于國家的偏好,但可能會因一些重大事件而發生大的變化。例如,德國和日本作為核電占比較大的國家,在福島核事故后都立即宣布棄核。政府宣稱核電的空缺未來都會由可再生能源發電補充,但在短期內卻導致燃煤發電和天然氣發電比例上升,碳排放增加,與提高氣候安全的目標相左。而日本由于進口天然氣大增,推高了亞太地區液化天然氣的價格,增加了本國財政負擔,也降低了其能源安全。

能源系統的彈性和協調能力、能源基礎設施,特別是管網對未來氣候影響的適應能力是現代能源安全概念中常被忽視的因素,而這極易受到氣候安全的影響。因此缺乏抗沖擊彈性和適應能力的能源基礎設施很容易對能源安全和氣候安全帶來負效應。美國紐約在遭受臺風“桑迪”肆掠后空有成品油儲備卻因電力系統癱瘓無法用油泵將油送到加油站,再一次表明能源安全需要系統的服務保障。與此相似,交通系統的電氣化,尤其是電動汽車的普及的確可以降低對于原油進口的依賴,提高能源的自給度。但是電力網絡將面臨其他的風險,包括充電時間過于集中可能會對電網帶來沖擊,嚴重依賴煤發電會帶來更大的氣候風險等。2008年中國南方發生雨雪冰凍災害,電網大范圍中斷也暴露出集中式能源傳輸系統在的氣象災害和極端天氣中的脆弱性。2013底多部委聯合發布的《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對于基礎設施根據氣候變化影響和風險進行設計也提出了明確要求,一些更為長期的氣候變化趨勢值得更加重視。

隨著氣候變化影響和能源全球化的深入,未來能源安全的要求將會更加貼近氣候安全的框架。事實上,能源系統已經開始出現國際化的趨勢,歐盟、北歐和北美都出現了跨國的能源網絡,彼此之間協調補充。亞洲的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也在考慮過建設一個泛亞太的能源網絡。長期戰略與多邊合作未來將會成為保障能源安全的常態,而氣候安全也有賴于有雄心的國家采取積極的減排和適應行動,以改善自己未來的能源安全。

(王韜系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能源與氣候項目常駐學者)




責任編輯: 曹吉生

標簽:可再生能源,氣候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