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前30年，政府用比較低的能源和環境成本換來快速經濟增長和能源普遍服務（如村村通電），但是為增長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現階段政府開始環境治理，則需要通過改革，逐步退出能源補貼，整體推高能源成本。

能源補貼是一個全球性（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問題。據國際能源署報告，2012年全球能源補貼達5440億美元，其中對石油的補貼超過了一半，對可再生能源補貼為1010億美元。能源補貼（特別是對化石能源的補貼）通常會造成低效甚至無效的能源使用，導致能源過度消費和環境污染。無論發展中國家或者發達國家，退出能源補貼都很困難。2009年G20金融首腦峰會在美國匹茲堡舉行，參會各國代表承諾逐步退出化石能源補貼。會后建立了政府間工作組，協調具體退出能源補貼機制。幾年過去了，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能源發展通常需要支持三個可能互相矛盾的基本目標，即支持經濟增長、提供能源普遍服務和保障環境可持續。這里面矛盾的核心在于能源成本水平，也就是說支持經濟增長、提供能源普遍服務需要比較低的能源和環境成本；而保障環境可持續則需要比較高的能源和環境成本。不同國家的政府，由于資源稟賦、社會制度、政策理念等不同，會推行不同的能源補貼方式和補貼程度。對環境可持續關注程度越高，化石能源補貼越低，而可再生清潔能源補貼會越高。

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也需要強調或偏向某個能源目標，采用不同的能源補貼方式和補貼程度。在發展初期，政府可能更注重能源支持經濟增長和提供能源普遍服務，而忽略保障環境可持續，具體的表現就是通過能源補貼，壓低能源以及相關環境成本；當經濟發展進入比較高的收入階段，則開始關注保障環境可持續，此時會進行能源價格改革，提高能源和環境成本，逐步退出化石能源補貼。

解決能源補貼問題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定義能源補貼；二是如何改革能源價格機制，有利于逐步退出能源補貼。

如何定義能源補貼？傳統的能源補貼定義是“經濟價格”與“現行價格”之差。現實中“經濟價格”由于市場扭曲而難以觀察，所以通常采用影子價格、支付意愿等作為替代。因此同一個能源品種的補貼，估計出來的補貼數字通常差異比較大。此外，這個定義也是有爭議的，由于能源代際問題和環境影響未知性，以及能源價格的滯后性，即使是“經濟價格”也無法真正反映能源稀缺和環境成本。所以，取消據此定義得出來的能源補貼是否就會福利最大化，還是會有爭議。

如果政府能夠知道并且能全面考慮到經濟社會的各種目標和約束（包括經濟發展、能源普遍服務以及環境可持續三大目標），可以求解出一個平衡三個目標的最優價財稅體系。這里所謂最優價財稅體系可以定義為：通過一定時期的價稅財體系設計，使得三大目標的綜合福利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以此得出一個平衡三大目標的“最優價格”，這個“最優價格”包含“有效能源補貼”，即“經濟價格”和“最優價格”之間的部分。“有效能源補貼”以外的補貼部分就是“無效補貼”，是應該要努力取消的。當然，現實中計算“有效能源補貼”的難點在于如何量化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

由于市場存在扭曲，“最優價格”往往是政府自認為的最優。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市場化水平比較高，其“最優價格”比較接近理論上的最優，而發展中國家市場化水平比較低，競爭不充分，市場扭曲可能會使得“最優價格”遠離最優。因此就存在如何更加接近最優的問題，也就是政府如何參與能源市場和如何設計最優價稅財體系的問題。一般來說，政府可以通過價財稅體系設計來平衡能源發展的三大基本目標，具體說，就是采用何種能源定價方式和能源補貼方式以及補貼程度。發達國家一般采用能源市場定價，政府充分利用財稅（補貼）進行能源干預和價格監管，而發展中國家一般采用成本加成定價，直接將價格壓制在市場價格之下，通過定價對能源進行補貼，壓低能源作為要素投入的價格。

如果“有效能源補貼”可以確立能源補貼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允許的能源補貼一般會比發達國家高得多。這樣，要得出一個全球性的退出能源補貼機制，是不太可能的，各國對能源補貼的定義和衡量能源補貼幅度的認定都不同，這終將影響最終退出能源補貼的成效。

對于中國來說，現階段可行的做法是，政府通過改革，以正確方式參與能源市場，比如，改革政府成本加成定價，采用能源市場化定價，通過財稅（補貼）設計干預能源市場等。同時，將政府干預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補貼機制的透明度和接受社會監督的可行性等。通過透明合理的能源補貼設計逐步朝著退出的方向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