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剛過，霧霾來勢洶洶，我國華北大部再度遭遇“心肺之患”。北京，啟動下半年首個“重污染預警”；河南，部分地區局部能見度小于1公里；天津，21個監測點重度污染。霧霾來襲也再度讓各地的環保局面臨輿論質疑，多位環保局長都曾對記者“大倒苦水”，他們認為在當前環保機制下難以根治霧霾，因為造成霧霾的污染源“環保局長”根本管不了。

東部沿海某省一位環保局長說，只要市（縣）主要領導“不點頭”，環保局拿“三高”企業沒辦法。

很多“三高”企業在地方合法落戶，也按照國家及各省的環保主管部門的要求配備了符合標準的排污治理設備。但因為這些設備的運行需要帶來不菲成本，企業傾向于將之當成擺設進行直接排放。為了規避環保部門的監控及執法干預，相關的企業在違法排污操作時往往還會想盡辦法以掩蓋，這就為前者治理打擊帶來了困難。各級各地的環保部門執法履職確實面臨人力和行動成本等多方面的困難。

污染環境造成的影響，很多情況下會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緩慢釋放，而“三高”企業、行業的產值、稅收，更密切關系地方政府的政績。不少地方的主政官員任期較短，寬縱企業環境污染，很難在任期當屆面臨問責追罰，還將收獲可觀的發展政績，確實有動力對一些大項目給予庇護。這些地方的環保局長會因此遭遇較大的地方保護阻力，也是事實。

但造成霧霾，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歸咎于地方保護？地方保護有沒有真的導致環境監控執法完全無法開展？報道中引述東部沿海某省一位環保局長的話說，“只要市（縣）主要領導‘不點頭’，環保局拿‘三高’企業沒辦法”，真有這種事嗎？一個市、一個縣的領導完全可能去庇護市域、縣域內的龍頭企業，相關企業涉及環境、勞動監察等方面的違法違規現象很難受到依法追究，但問題是，產業、企業的產值、稅收及與官員之間存在的利益來往，總有大小之分，絕無可能出現一個地方的所有污染企業及有著其他違法違規行為的企業，都獲得主要領導庇護的現象。

某種意義上講，在一些經濟和社會發展較為落后的地區，突破法律限制大肆污染是少數企業通過依附黨政領導保護所獲得的“特權”。既然叫做“特權”，就必須有稀缺性，如果不稀缺，也就談不上權力庇護的作用。

這些地方的環保局長在向媒體大倒苦水的同時，也不妨說一說，對于那些不具備所在地（投資地）主要領導庇護，未獲得地方招商部門掛牌“保護”的更多企業，環保部門的監控執法就真的到位嗎？更多的不具備“特權”保護的企業，就都沒有成為污染源，沒有為大范圍的霧霾出現增添一點點的污染排放嗎？

實際上，不要說環保局，一級地方政府所屬的各類職能部門，以及同級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還有屬于部委直屬管理的海關等單位，都很難避免所謂的地方掣肘、地方干預、地方保護。如果按照某些環保局長的邏輯，各地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食藥監局、衛生局、工商局、公安局、海關等單位都可以堂而皇之的消極作為，遇到批評就可以搬出“只要地方主要領導‘不點頭’，XX局（院、關）拿違法對象XXX沒辦法”這樣的說辭？

一個地方的官商階層等各類社會階層，在一定時期內總會具有相對的固定性，不可避免要產生密切的相互來往；而許多地方的主政官員為了平衡地方各類利益矛盾，往往也會作出抑制某些部門、職能發揮的決定。但這樣的地方掣肘、地方干預、地方保護，一定是相對有限的。特別是在近些年來中央和各省級黨委政府加快地方及直管部門干部輪崗交流，打通自上而下的巡查監控渠道以來，縱然地方保護仍然頑強存在，卻并不意味著像環保局這樣的執法部門就不能獲得積極作為的空間和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