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擁有一直領先于世界的承諾條款，使其本身擺脫化石燃料并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量。該計劃被稱為Energiewende，或者“能源轉型”，在2011年被寫進法律中。而能源轉型背后的關鍵法律在十年前制定。

可再生能源的這一承諾已經不只是修辭。德國已經安裝了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多的太陽能，盡管擁有一個相當適中的太陽能資源，該國的風能直到最近也是世界領先。圖1顯示了2013年德國安裝的可再生能源系統。

可再生能源現在占全德國電力需求的約30%。在某些時候，太陽能發電可以提供電力需求總額的一半，而且值得說明的是德國在大約十年之前才開始安裝太陽能系統。太陽能累計裝機容量已超過38萬千瓦。風電裝機容量超過35萬千瓦，而在德國生物質發電產生的電力仍然比太陽能多了近兩倍，盡管我們很少聽到這第三個主要的可再生能源，這也是基載電力。

德國從2010年至2012年安裝了顯著的22GW的太陽能(平均每年安裝7GW)，在2013年放緩至大約一半的年增長率，并在2014年進一步放緩到改革之前。成為其自身成功的犧牲品，2014年德國的立法機構，國會大廈，在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的支持下，制定額外的長期Energiewende改革，旨在減緩的增長率和改變定價機制的新合約。

圖1：德國可再生能源裝機量

美國和其他英文媒體的眾多報道宣布德國對可再生能源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已經毀滅。福克斯新聞網的評論員兩眼發光地宣稱這一轉變，看似高興的是，德國的激進環保政策已被證明是錯誤的，這個國家正在被迫走回頭路。

但這是真的嗎?確實在2014年頒布了改革，但他們的進化不是革命，德國正在撤銷他們的長期承諾，這一點都沒錯。讓我們來看看證據。首先，回顧一下歷史。

能源轉型的起源

僅次于德國的能源轉型的主要法律(縮寫為EEG)最早設立于2000年，EEG是一個上網電價補貼政策，仿照一項于1978年(PURPA)通過的類似的美國法律。EEG允許生產者在設定價格的長期合約中出售電力給公用事業。這一直是德國成功的關鍵，因為它為重大投資提供了必要的確定性。EEG已經被修改了很多次，變動最大的是在2012年和2014年，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能源轉型網站提供了對它的歷史的簡短總結：

德國能源轉型不僅發生在2011年，它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反核運動，匯集了保守派和環保主義者——從環保到教堂。石油危機的沖擊、切爾諾貝利的崩潰導致其尋找替代品——上網電價的發明。

EEG落實上網電價制度的各種技術，價格設置管理發展水平被視為必要的刺激。價格自開始以來已經下調無數次了，設計一種機制，以促進早期發展和成本快速下降。圖2顯示了10KW以及低于10KW的太陽能上網電價系統的歷史(利率相較于較大的系統較低，而比其他技術更低，如風能和生物質能)。從2004年到2013年上網電價補貼價格下降了74%，其中，如下圖所示，整個系統價格的相關性非常好(綠色方塊)。

圖2：10KW及更小的太陽能系統的上網電價降價曲線圖

資料來源：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

EEG2.0

這個7月份EEG有很大改變，德國議會的變化為它提供了強大的支持(本瑟姆˙保羅寫了關于這里變化的一個很好的總結，在這里也是可用的)。

關鍵變化，8月1日生效，如下所示：

˙新的太陽能合約通常僅限于每年2.5GW，而2011和2012年每年高達7GW(可以簽訂更多的合同，如果激勵下降超過這個目標)

˙新的陸上風電合約通常都限制在每年2.5GW

˙新的生物質合約被限制為每年100MW

˙一個試點方案將作為上網電價的替代品，在2017年開始進行測試招標/拍賣系統，但試點只適用于第一次在地面安裝的太陽能項目

˙可再生能源發電目標的80%直到2050年都將維持，同樣，直到2025年的40%~45%，以及直到2035年的55%~60%的中期目標都將保持不變。

該初步步驟趨向于競價系統而遠離上網電價，對較大的系統(超過500KW)來說，也許是最大的變化，但保羅指出，從現有的系統來說這其實不是一個大的變化，風力發電項目已經獲得在公開市場上出售自己的能力，然后得到一個“市場紅利”，以確保他們收到的市場利率相當于貼FIT價格。

與計劃2017試點的大型地面安裝太陽能的區別是，它將使用拍賣/招標程序，以確定合適的FIT同等價格，而不是行政上設定價格。因此，較大的改變，似乎是轉向以市場為基礎的價格制定過程，而不是行政設置的價格。

在此之前，新的太陽能系統將收到FIT價格，但根據不同的機制比以前還依賴于市場溢價的概念。所以實際上，FIT還是很到位的，但在概念上，它已經在預期中修正，當“EEG3.0”被計劃時2016的道路可能有較大的改變。

FIT的一個關鍵特征是，在20年的合約期間的不變價，維持在新的系統中。因此市場肯定，既然提供了這個常量價格就會依然執行。

對市場規模的限制是在2014年以前，隨著當前年度“走廊”的2.5GW至3.5GW的太陽能計劃。其次，在年度安裝中這種放緩是FIT獲得顯著成功的結果，而不是失敗的標志。德國農民和企業都被簡單地增加新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陽能，比以往預期的要快，而且速度快到德國的電網運營商和其他人說服決策者放慢一下該過渡。這是可再生能源過快增長和對花費可能太多的過渡擔憂的結果。

也許對成本事實和能源轉型的政治最能說明問題的事實是德國的每個人仍然支持該計劃。根據二月份的調查，今年發現幾乎89%的德國人支持能源轉型。這是對在美國一些夸大其詞和聳人聽聞的有關指控能源轉型失敗的報道的一個強烈反駁。例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談到了由于能源轉型的實施，在德國出現了一個新的“能源貧困”。然而，事實并不支持這篇文章的偏見。

德國能源轉型對世界的影響是什么?

相關性不等于因果關系，但很強的相關性都是不錯的因果關系的跡象。我們可以看看德國的FIT的重合時間，暴跌的太陽能緊跟隨下滑的FIT價格，以及崛起，特別是中國的太陽能生產能力，可以畫一個非常清楚的圖形來解釋為什么太陽能電池的價格下降得如此快。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德國的強大和長遠的FIT政策創造了世界，尤其是中國各地的太陽能，并促使國家的巨大需求，提高產量以滿足需求。最終的結果是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太陽能模塊的價格下降了接近80%甚至更多。

最后，也是必要的，促使俄羅斯在該地區地緣政治和能源政治的新自信。具體而言，俄羅斯與烏克蘭和克里米亞的相互作用表現出愿意削減因為德國憂愁的天然氣主要客戶。如果德國要過渡到可再生能源，并提高其能源獨立，它可能需要最終斷奶，而斷奶本身不僅來自煤炭和核能，也有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約三分之一的德國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但德國進口的能源占總的天然氣需求的90%(包括電力和熱能，最大份額的天然氣消費量)。這些數字突出了德國將在2050年和化石燃料劃清界限的困難。筆者的感覺是，然而，隨著俄羅斯將帶來的新問題，如果有的話，加速德國推進能源轉型。目前已經有一些證據表明這一點，筆者希望看到在未來幾年有更多這方面的消息。

總之，EEG2.0是EEG法律的實質性改革，但它并沒有削弱德國的能源過渡的長期承諾。2014年有一個明顯的改變，對所有可再生能源來說改革遠離FIT模式，而對大多數可再生能源則轉向更為市場化的模式。這一點，在筆者看來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因為德國的政策，至今為止已經成功地將新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低于電網電力成本，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低于批發電力的成本，所以新FIT合約可以越來越多地節省納稅人的錢。

FIT過程中的確定性，無論是在長期的固定價格合約條款抑或提前知道價格，都是促使德國的顯著節能改造的主要因素。德國有遠見的政策已經成功地使太陽能成本大幅下降，到這種納稅人可以真正省錢的新合約的程度——那么為什么要撤銷這個現在已經實現了重要里程碑的政策?

而新的改革將削弱之前FIT政策的主要特點，德國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實現能源轉型目標，在最后期限到來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