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中，我們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主動積極作為，同時我們也要確保承擔的責任不能超出國家的能力和發展階段。

9月23日，為期一天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在紐約閉幕。這是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前的一次重要會議。今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0次締約方會議將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

國際上，圍繞應對氣候變化這件事兒似乎一直在開會，但這些會議之間有什么不同？談了這么多年為啥還是爭執不休？中國最關切的是什么問題？國家首腦到會不到會對結果有什么影響？

10月14日，記者獨家專訪外交部氣候變化談判特別代表高風，為讀者講述氣候變化談判這件看似神秘、遙遠，其實與你我息息相關的國際大事。

氣候談判也分“大小年”

1992年5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談判委員會就氣候變化問題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稱“公約”)。公約于當年6月在聯合國環發大會上通過，并于1994年3月生效，成為國際社會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進行國際合作的一個基本法律框架。

高風告訴記者，公約締約方會議每年召開一次，也就是大家所知的“氣候變化大會”(下稱“氣候大會”)。會議的名稱通常會根據舉辦地命名，例如“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坎昆氣候大會”等。而今年9月23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不屬于常規的氣候大會，它是專門安排的一個“一次性”會議，目的是為正在進行的氣候變化談判進程注入更強的政治動力。

在接受采訪之后，高風隨即趕赴德國波恩，參加為期一周的“德班平臺”氣候談判，這是2011年德班會議后建立的一個談判進程——這一進程計劃于2015年底的巴黎會議上完成。

氣候變化談判歷程，往往根據談判任務和形勢呈現出“高潮”和“低潮”，相應的會議年份也被形象地稱為“大年”和“小年”。如果遇上重要的時間節點，或有重要的成果要出臺，就是“大年”。如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商討《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后的后續方案，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將要談判建立2020年以后全球共同應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體制，這都是大年。高風解釋說：“一個重大的談判成果通常要醞釀好幾年，它的動能需要很多積累，因此，氣候變化談判進程往往是有張有弛。”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有100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到會，但是接下來2010年的坎昆大會，就只有20多個國家的元首出席。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區別？國家領導人出席與否，對談判進程會有什么影響？

高風強調，通常情況下，氣候大會都不是國家領導人出席，而是部長級官員代表國家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齊聚哥本哈根，是根據聯合國的一項專門決定，這在氣候變化談判歷程中并不多見。

發達國家不兌現承諾是談判艱難的重要原因

應對氣候變化涉及未來能源體系的重構、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動，會“影響人類前途和命運”，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啟動氣候談判到今天，談判進程一直艱難、復雜。

“這個問題涉及的國家利益太重大，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高風這樣解釋氣候談判被高度關注的原因。高風回憶，參與氣候談判14年來，他感覺，整個談判核心的矛盾和沖突，主要還是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分擔問題。

公約確定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到底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在經濟上付出多少成本、提供怎樣的支持，一直是各方爭論的焦點。

“應對氣候變化，發達國家必須率先承擔責任。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利用完全免費的排放空間實現了發展，現在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的時候，這個空間不再免費了。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應該率先減排，并且為發展中國家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技術、能力建設方面的支持，這體現了‘有區別’的責任。”高風說。

2010年坎昆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集體承諾提供資金支持，但是到2013年的華沙氣候大會上，當初承諾的綠色氣候基金，包括300億美元快速啟動資金都沒有到位。發達國家遲遲不能兌現承諾是導致氣候談判進程艱難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