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持續有效增長的動力是轉變發展方式，而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又構成了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

10月19日，北京大學舉辦第二屆國家資源經濟論壇，以“聚焦能源生產方式和消費革命”為主題探討了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壓力。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劉偉指出，要實現經濟持續健康增長，就不可避免地要進行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轉變。

劉偉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即“新常態”階段，新常態最大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出現兩個方面的緊縮，一是供給方面，二是需求方面。

從供給方面來看，包括原材料、勞動力、土地在內的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對要素效率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發展的上中等階段，一個國家主體技術水平及技術進步能力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在縮小，模仿發達國家技術的空間越來越小，我們不得不依靠自主研發和自主創新來降低成本。而自主研發又面臨投資成本大、風險高、回收周期長等問題，直接導致成本提高的速度大大高于效率提高的速度，嚴重制約了一個國家經濟的競爭力，從而帶來短期經濟的通貨膨脹，甚至是長期的經濟停滯。

從需求方面來看，新常態下將出現市場投資少、居民消費衰退等情況，直接引發市場蕭條，導致失業人數增加。發展中國家開始自主研發技術之后，發達國家相繼放慢甚至停止向其轉移技術、產品、項目的步伐。

一方面，在生產成本提升、比較優勢減少的情況下，產業自身缺乏創新能力，將直接導致產業結構缺乏升級動力。即便產業規模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銀行存款增加，經濟也難以持續發展。由于創新資本投入不夠，物質資本在市場上就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只能盲目投放。而這樣又很可能出現低水平重復投資，結果將導致產能過剩，投資需求嚴重衰退。

另一方面，消費需求也可能出現嚴重衰退。一個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消費水平并不一定會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問題主要在于國民收入分配。如果國民收入高速增長，但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大量財富積聚在少數人手中，那么這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及消費前景不容樂觀。投資需求、消費需求都不足，就會導致市場蕭條，經濟增長遲緩，經濟出現嚴重衰退，直接引發失業率上升。

那么，新常態下的經濟如何獲得有效增長？

劉偉認為，其核心是轉變發展方式，而轉變發展方式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能源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革命，這是構成現代社會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他指出，能源生產方式的轉變比一般生產、再生產發展方式轉變難度更大，因為其面臨著政府與市場、經濟與法律、制度與道德三個層面各要素之間的協調問題。

轉變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的核心在于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抽象地講，宏觀上，社會發展目標方面由政府起決定作用；微觀上，資源配置方面市場起決定作用。而現實社會存在極其復雜的利益關系，這些復雜關系會把看似清晰界定的原則輕易瓦解掉。

能源涉及的不僅是私人交易，還包括公共問題。比如能源環境問題，不論是能源生產還是能源選擇，環境保護天然具有公共品性質。在這一情況下，能源既有商品性質，又有經濟學所說的外部性。而這些往往是無法通過產權市場來明確界定的。

其次，要處理好經濟和法律之間的關系。當前，處于轉型之中的中國經濟社會面臨許多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其存在不僅成為阻礙經濟進一步增長的桎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帶來社會穩定方面的問題。

在產權制度、市場制度、政府經濟宏觀調配體制的基礎上，如何運用經濟制度將能源消費與社會發展，同整個社會文明進步有效、均衡地統一起來？如何利用強有力的法律手段保障能源消費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和諧關系？對于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能源生產消費行為，如果只依靠經濟手段進行懲罰，而不在法律制度上進行明確約束，則很難真正起到作用。例如，罰款手段實際上是在經濟層面鼓勵污染，繳夠了一定罰款數額就意味著企業買到了污染權。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經濟手段是從制度上肯定了不健康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合理性，反而起不到遏制作用。這就需要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相結合。

再次，要發揮制度設定同道德力量之間的作用。能源生產方式這一問題并非市場能單獨解決的。如果社會缺少法治精神，即遵法守法的社會自覺，那么即便依靠法律制度，有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法律貫徹的成本也會變得非常高。因此，就能源這種帶有公共性、外部性特點的資源而言，其生產方式的轉變，除了需要用法律進行約束之外，實際上也需要社會道德的規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