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及低碳經濟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今年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熱詞。低碳不光成為今年兩會期間政協的一號提案，更成為了普通人生活方式轉變的一個目標。可與之相對應，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在我國能源結構中，清潔能源水電的占比只有20%左右，“高碳”能源火電占比則高達77%以上。可以說，“高碳”還是占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同時，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是第二產業，這就決定了能源消費的主要部門是工業，而工業生產技術水平的相對落后，又加重了我國經濟的高碳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大力發展風能、核能在內的新能源成了廣大業內人士最廣泛的呼吁之一。不過，除此之外，我國還要在“低碳”之路上做哪些功課？還有，應借鑒哪些優秀經驗？本報試圖通過另一種視角，解讀低碳經濟到底怎么個“低碳”法。

市場之“手”：不可忽略

在諸多經濟學家看來，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大量投資、集中力量發展制造業，且忽略生產成本的發展模式正面臨著巨大瓶頸。不過，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我國已經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在上個月召開的兩會中，低碳經濟赫然成為了政協的一號提案，彰顯了國家對“低碳”的重視。

在參加朗詩地產主辦的綠色地產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論壇時，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就明確向外界表示，上述模式或許已經走不下去了。“原因就是，政府可以在一段時間內忽視環境成本等，但不可能永遠這樣。當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后，隨之就會對環境等方面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過去被忽視的環境成本現在也已顯性化了，所以，相關企業不得不面對它。”

怎么解決？一個現實就是，大家普遍把希望放在了政府身上。事實上，目前一提到環境問題、低碳目標或綠色時，外界的普遍印象就是政府相關部門應該怎么做。但這在許小年看來，僅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我們似乎已經完全忘掉了市場可以在經濟當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與此同時，他強調了何謂“綠色”。他說：“在這里講的‘綠色’，應該是‘可持續綠色’的概念。不是靠政府補貼的‘綠色’，靠政府補貼的綠色是不可持續的。”在他看來，“可持續綠色”就是讓綠色產品、低碳產品在市場上可以獲得溢價，獲得高出一般產品的價格，“比如某地產產品，其產品是消費者去看過的，同樣區域的產品其售價比別人高，這樣，老百姓就認識到了該產品的優勢，他或許也愿意付出更高的價格。進而對于企業來說，只有消費者付出更高價格，才可以源源不斷地進行研發投入。”

此外，許小年還分析了政府在低碳中的相關作用。他認為，現在政府除制訂標準外，還應調整價格。“目前，我們國家能源價格太低了。政府需要把電價放開，把水價放開，讓其價格大幅度上升。這樣，這些稀缺資源可以讓其在市場上進行充分的反映，并幫助到綠色產品獲得更高的溢價。同時，其可以為用戶帶來更大的節約。”

出席論壇的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則認為，政府更重要的是管理帶有方向性、國家戰略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事物，包括節能、減排等國家戰略，及在節能建筑方面的具體標準，補貼、示范、引導、價值觀訓練等。“但這些方面，政府也是僅限于此，而不是說政府派一個官員來企業，跟企業說應該怎么怎么做。”

綠色建筑：發展正當時

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成為眾人關注目標的同時，綠色建筑也悄無聲息地成為了一種潮流。在國外不少人士眼中，中國在綠色建筑開發上有著巨大的潛力，甚至有聲音認為，“中國將引領綠色建筑革命。”

事實上，北京市最近就規定新建兩限房、普通商品房、公共建筑等若使用太陽能供熱，太陽能集熱器利用面積超過100平方米的將享受每平方米200元的補貼；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將與深圳市簽署協議共建國家低碳生態示范市；寧夏成為全國首批開展綠色建筑評價省區……

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技發展促進中心副總工程師楊西偉在參加綠色地產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論壇時也認為，“綠色地產是一條坎坷的路，但一定是這個行業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或者說，綠色建筑肯定是一條可以解決相關問題的正確健康開發道路。”

不過，楊西偉坦言，綠色建筑的標準還遠沒有制訂完備，“比如說我們的設計標準現在還沒有，現在是一些評價標準，相應的產品技術標準更是缺乏。”楊西偉同時說，“相關標準的制訂，主要是依靠行業的力量，一般來講是研究單位、設計單位參與得多一些。但在工程和產品標準方面，更多是借鑒企業的經驗。”

倡導低碳建筑，對房地產行業來說，不僅是對房地產的模式產生新的要求，也是一次革命性的產業結構挑戰。目前有一些房地產企業，已經在推動低碳房地產方面提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實踐。2010年上海世博會零碳館運營合作伙伴朗詩地產在房地產行業獨家推出了首席綠色規劃師的職位，以審察其公司旗下所有即將開工的項目是否符合綠色節能的標準。

國外經驗：全社會參與

盡管我國已對世界作出了莊重的承諾，也得到了世界上不少國家的好評，但僅就“低碳”之路而言，我國其實還是個“新手”。因此，在我國經濟發展實際基礎上，一定程度上借鑒國外的優秀經驗對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來說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日前，在出席綠色地產與社會可持續發展論壇時，芬蘭共和國駐上海總領事賀睦寧提出了芬蘭的“低碳”策略。他說：“在芬蘭，國家戰略中建一個高能效的能源系統一直是關鍵戰略。”據介紹，芬蘭目前實現了高能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同時，芬蘭有好幾個行業都跟環保有關，包括那些能源、能耗強度高的密集型行業，以及注重水處理、垃圾處理和高效廢物處理等。另外一個與低碳有關的行業是再造業或循環業。

賀睦寧表示，芬蘭在節能環保上的成功至少需要兩個要素：首先是非常強的研發水平；其次，芬蘭的公眾對于環境的價值有著非常高的認識；第三是逐漸停止使用化石燃料；第四，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當中的比重。當然，乘用車排放要減少，并可以開發出一些廢物填埋的方式。據悉，芬蘭政府近期的一份報告也確定了相關目標：到2050年，把芬蘭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基礎上降低80%，而到那時候經濟總量會增長50%，特別是通過提高能效來實現。

“還需要注意的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賀睦寧表示，一個是生物質能，尤其是以木頭為基礎的生物質能。二是已經開發出的第三代生物質能，可以不占用食品，像風能等。第三種主要的再生能源就是地源熱能，還有就是水能。

賀睦寧進一步指出，芬蘭在可持續社會發展方面，其特征主要是社會當中各方面都要來積極參與。“現在我們也提出了一個芬蘭模式，就是要由多個利益相關者來廣泛地參與再加上高層非常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目前，我們在中國建立起了一個芬蘭環境集群，引進了一些芬蘭環境業的產業。”　

減排目標：不可操之過急

既然強調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就是相關國家的減排策略。對于中國而言，在去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我國作出了“到2020年將單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礎上減少40%到45%”的承諾。可與之相對，部分發達國家卻未作出讓全世界滿意的減排目標，甚至還一味抓住發展中國家的目標“說事”。

在北京出席LSE第五屆亞洲論壇時，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就明確認為，中國在確定上述目標前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因此該目標的實現是完全可能的。“但同時，有不少國家在說出自己的減排目標前并沒有深入研究。”他認為，“不過，總的來說，中國應比其他國家發展得更為謹慎，因為中國目前的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已達90億噸，但仍未達到排放峰值。”

斯特恩并不贊成過度看重人均排放量的做法。他說：“我不認為這是考量公平性的惟一方法。我們也應考慮到底誰消費了、誰產生了這些排放等相關因素，同時還要更多地從資金和技術轉移的角度來解決問題。”他認為，讓發展中國家接納并承擔固定的減排責任，不能操之過急。

他同時強調，在減排目標上，中國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不一定要對發達國家提出的要求給予回應，不應由發達國家來告訴中國應該做什么；但同時，各方也必須從合作的角度來整體地看待問題，全世界需攜手共同努力。

斯特恩還表示，中國要注意在經濟增長和承擔氣候變化責任兩者之間保持平衡，因為“我們在本世紀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是擺脫貧困，二是應對氣候挑戰。兩個問題必須同時考慮，其中任何一個失敗，都會導致全盤皆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