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建立實施石油戰略儲備制度，爭取國際市場定價權的其他方式很多也應當奉行反周期策略。就原則而言，根本性任務無疑是充分認識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并借此提高本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

按照習近平主席在20國集團（G20）布里斯班峰會上對提高數據透明度的承諾，我國政府從11月20日起定期發布戰略石油儲備數據。只有放在爭取樹立國際市場定價權的背景上考察，才能明白此舉的重要性及其時機選擇的意義。

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以及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石油消費大國和石油進口大國，石油戰略儲備是我們的必備工具。《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就提出要建立國家石油戰略儲備，改變我國過去沒有戰略儲備油田或天然氣田的狀況，以便有效應付未來不可知的突發事件。隨后，政府放出風聲要將新疆、陜甘寧、川渝、青海四大油氣區作為中國的四大戰略儲備田，并將有計劃地將某些已勘探或已開發油氣田作為戰略儲備資源封存或減量開采。

同時，隨著中國逐漸消除壓倒一切的外匯缺口問題，隨著“千方百計擴大出口”不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核心目標，外貿效益日益成為中國在對外經貿中關注的焦點，中國在對外貿易中缺少定價權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盡管中國經濟及其資源消費的巨大規模決定了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政策走向對國際商品市場行情影響巨大，新世紀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儼然已成為與美聯儲并列的對全球商品行情影響最大的中央銀行；但在貿易實務中，從初級產品到制成品，中國缺乏國際貿易定價權的現象極為普遍。除了石油、鐵礦石、玉米之外，在銅等有色金屬、稀土、棉花、大豆，以及紡織服裝、電子產品等制成品，都存在這個問題，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買什么什么就貴，賣什么什么就便宜”成為中國這個全世界頭號貿易大國的寫照，中國為之付出了巨大代價，中國制造業增長、中國出口貿易發展有“貧困化增長”之虞。理所當然地，扭轉這種局面成為中國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必然要邁過的一道門檻。從這個視角上看，建立石油戰略儲備并定期公布數據，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件調控國際商品市場行情的有用工具。

然而，在21世紀初持續10年之久的初級產品牛市中，石油成為全球表現最為堅挺的商品之一，無論是建立石油戰略儲備，還是公布其數據，我們都陷入兩難之中：建立石油戰略儲備的必要性本身就是因牛市期間石油進口成本飆升而凸顯，但我們建立石油戰略儲備不僅將直接增加石油進口，而且會降低國內石油產量和蘊藏量中的可用部分（因為一部分已勘探或已開發油氣田被封存或減量開采），從而雙倍地提高我國的石油進口需求，進而推漲國內油價。須知在牛市期間，某些國外商品交易所一度不敢讓外人看見中國來訪者，因為馬上就會被炒成“中國即將大手筆買入”，隨之而來的就是新一輪價格上漲。

正因為如此，我們從無到有建立石油戰略儲備制度只能采取反周期策略，即在牛市期間準備制度、建設石油儲備基礎設施而不實際收購儲備油，也盡量避免大規模封存或減量開采油氣田；等到熊市期間再開展上述實際操作。時至今日，油價大跌已成現實，且市場預期趨勢已經發生根本性逆轉，大舉提升石油戰略儲備并開始定期公布石油儲備數據，正當其時。

初步建立國家石油儲備，只是第一步。根據國家統計局11月20日公布的數據，投入使用的國家石油儲備一期工程儲備總量1243萬噸，約合9136萬桶，僅相當于大約9天的消費量；而要達到國際能源署建議的90天進口量，我們的石油戰略儲備還需要補充六七千萬噸，約合四五億桶。

不僅建立實施石油戰略儲備制度，爭取國際市場定價權的其他方式很多也應當奉行反周期策略，首要的一點是利用熊市抓好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在近年的初級產品牛市中，現行大宗商品期貨市場結構、運行機制、監管等方面暴露出了眾多缺陷，部分投機者得以操縱市場牟取暴利，為他們埋單的則是全世界。在牛市期間，要想治理過度投機、提高市場透明度，必然遭到更大的阻力，這不僅僅是因為投機者此時有更多財力可以影響市場，也因為初級產品輸出國樂于見到投機者操縱推高價格。在“市場”和“抵制政府干預”的大旗下，操縱行為不難找到最好的庇護所。待到熊市來臨，這一切都發生了逆轉，過度操縱的負面后果暴露無遺，社會輿論因此而逆轉。

在初級產品牛市中，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了眾多自然資源開發項目投資。然而，其中不少項目是在高位投入，因而成本較高，倘若未能迅速形成規模產能，在熊市中將遭遇生存危機。而要形成規模產能，就需要增加資本投入，但一貫“追漲殺跌”的資本此時未必有興趣參與投入。原則上，中國海外資源投資應奉行反周期策略，即在熊市時期增加投入取得更多資源控制權，以此降低投資成本；但資本“追漲殺跌”的個體理性常常釀成順周期策略的集體非理性。有鑒于此，我們需要及時研究如何保證中國海外資源開發投資項目持續經營，而不至于半途而廢，并尋求新的投資項目，最終決定性地降低國際礦產巨頭的市場控制力，改善中國在下一輪初級產品牛市中的地位。

就原則而言，根本性任務無疑是充分認識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并借此提高本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正因為“中國需求”是剛剛過去的這一輪商品牛市最強有力的驅動力量，所以，巴西、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其他熱門新興市場和資源輸出國近年的經濟繁榮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間接源于中國。而隨著初級產品牛市終結，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地區和企業更深入地體會到中國市場對它們的意義，中國的地位和談判能力將由此增強。合理運用這種影響力，我們就能夠為自己創造更好的外部政治經濟環境，包括要求當事國家尊重、保護中國政府、企業和居民的人身財產權益，向中國投資者提供國民待遇，要求當事國家停止損害中國國家主權之類的行為等。（作者為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