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制氣作為我國現代煤化工的代表和國家重點支持的清潔能源項目，近年來受到了市場的追捧和各方的關注。然而，我國煤制氣項目自2009年陸續開展示范和規劃發展以來，卻遭遇了尷尬。

其一，煤制氣既生產清潔能源又大量耗煤的角色尷尬。國家能源局前不久剛剛發布的《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對我國2014年至2020年期間的能源發展提出了約束性要求。其要旨是，政府鼓勵和支持發展天然氣等清潔能源，至2020年要使天然氣在能源中的占比由現在的約5.9%提高至10%以上。對煤炭消耗提出了約束性指標，即到2020年煤炭消耗總量控制在42億噸左右。

煤制天然氣作為新興的煤炭清潔利用產業，其產品是市場急需和政府支持發展的清潔能源。根據有關機構梳理，我國煤制氣已建項目4個，總產能為151億立方米，目前在建、擬建及規劃中的項目還有約60個，總產能可達2600億立方米。按照國家能源局規劃，我國煤制氣2020年的產量目標為500億立方米，顯然有利于實現到2020年天然氣消費量占比10%的結構性目標。

但同時煤制氣又是耗煤大戶。一個年產40億立方米的煤制氣項目，年耗煤量約為2000萬噸，如按2020年煤制天然氣產能500億立方米計，則需耗煤2.5億噸，而如果在建及規劃項目全部建成，年耗煤總量將超過10億噸。這與政府的控煤行動計劃又存在矛盾。

其二，煤制氣原料市場化與產品缺乏議價權的尷尬。最近，新疆慶華集團高層向媒體抱怨說，企業投資120億元建設的煤制氣項目卻沒有銷售議價權，為此寢食難安。

煤制氣作為市場化運作項目，原材料隨行就市，但產品的定價權既不在市場也不在企業，而在政府。雖說近年來我國已在廣東、福建等部分地區進行了天然氣價改革，但改革推廣的進展十分緩慢。本來，政府提出天然氣價格改革的方向是由“成本加成”法向“市場凈回值”法轉變，但目前政府對煤制氣的定價仍然采用“成本加成”法。然而，煤制氣不同于自然開采的天然氣產品，其成本受制于邊界條件，如果包括原材料在內的邊界條件出現變化，以及不可預測的隱性成本不斷上升，煤制氣成本就會發生較大改變。因此，現行的定價方式不利于煤制氣企業充分利用市場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參與市場競爭。

再者，事實上我國天然氣管網和市場早已被大型石油公司壟斷，煤制氣企業生產的產品只能進入其管網，受制于人，失去了對產品議價的權利，好比“戴著腳鐐跳舞”，很難在市場上一展身手。

其三，煤制氣為大氣污染防治貢獻與自身排放的尷尬。2013年9月，國務院出臺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作為加快清潔能源替代利用的方式之一，煤制氣被賦予重要角色。今年11月12日，中美共同發表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承諾計劃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北京“APEC藍”已經證明，多使用包括天然氣在內的清潔能源，減少燃煤排放是防控大氣污染的有效途徑。

然而，煤制氣一方面可提供清潔能源，無疑可為中國乃至全球的大氣污染防治作出貢獻，但煤制氣項目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不低。據專家介紹，以一個年產40億立方米的煤制天然氣項目為例，盡管因為用煤制天然氣替代煤炭而減少了約738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從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計算，總計將會凈增加約377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煤制氣到底是功大于過、功過相抵、還是功不抵過，還真有些說不清楚，而恰恰在這一點上飽受公眾詬病，從而使煤制氣這樣一個煤炭清潔利用項目遭遇尷尬。

不過，如果各方重視，煤制氣遭遇的尷尬完全可以化解。比如，隨著天然氣市場化步伐的加快，以及政府審批權限的下放，煤制氣議價權的問題完全可以解決。隨著CCS(碳捕集與封存)等技術的成熟和企業對環保投入的增加，煤制氣企業的碳排放也不將再成為問題。政府對落后產能的大量淘汰，完全可以給煤制氣發展留下煤炭消耗空間。期待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努力，推動煤制氣產業走出尷尬境地，走上良性健康發展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