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中國大陸企業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世界，整合各類資源，尋求技術、品牌、市場、資源并提升效率，這是中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的必由之路。然而伴隨著一路高歌的中國對外投資，是海外持續的質疑、非議、限制甚至反對。中國經濟飛速崛起時國際輿論充斥著“中國威脅論”一樣，海外監管機構和社會輿論對中國海外投資有很多質疑和非難。一些主要東道國對中國投資的審批要求在趨緊，一些正在制定中的、新的區域性投資規則也將使中國投資遭遇更大挑戰。除了公開被拒的投資外，還有很多中國海外投資項目在與國外監管機構作非正式溝通時，就由于對方對中國投資的疑慮和戒心而受阻，默默地撤回。

10月27日，國民經濟研究所、《經濟導刊》雜志社和中信出版社在北京聯合舉辦了《中國投資海外：質疑、事實和分析》新書發布會。該書由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王梅博士執筆著述，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和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極井擔任顧問，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本專注于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并回答在海外所受到的質疑和非議的專著。

前商務部長陳德銘曾提到，中國想到美國投資的每3塊錢，只有1塊錢被批準。這些超過66%的失敗投資案例，是不為人注意的、默默無聲的大多數。這些案例極少進入媒體的視野，因而不為人所知。但是如此高的被拒率關系到每個前往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的投資決策和命運，也應引起政府、專家和學者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在海外監管框架對大陸企業日趨漸緊的背景下。

曾在世界銀行和高盛工作多年的王梅，將海外對中國直接投資的質疑和非議歸納為三類：首先是對動機的質疑，很多西方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監管機構、媒體、學者擔心中國投資是出于政治和戰略的考慮，是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不是單純的商業行為。其次是對投資方式的質疑，美國政府部分官員認為中國大陸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在政府的優惠政策支持下，具備了美國企業所沒有的競爭優勢，從而擴大了市場份額、擾亂了公平競爭。最后是對投資實踐的質疑，部分海外媒體和公眾經常指責中國大陸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感、破壞環境、缺乏社區精神等等。

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讓某些人產生疑慮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是一個新事物。傳統的觀點認為對外投資是資本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而中國不僅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具有不同的國家制度和轉型經濟的各種特征。這些不同的特征使世界在了解中國投資時需要花費更多的努力。但是有些質疑也是競爭對手為達到投資保護的目的而刻意制造的，是故意的事實忽略(willfulignorance)。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這些質疑都常常在監管層對中國投資的負面決定中體現出來。因此，系統的，基于事實的，針對海外質疑的思辨和分析，對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具有重要意義。樊綱指出，出于各種原因中國儲蓄率特別高，這使得中國在人均GDP只有西方發達國家十分之一左右時，就成為一個資本相對富裕的國家，50%的高儲蓄率，全部變成國內投資，不可避免會發生產能過剩問題，或因基礎設施投資太多而引起經濟過熱，所以要支海外尋找更多的投資機會，這就決定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的資本舒服一個更大的數量（不一定是更大的比例）投向海外，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中國于知識準備不足，人才儲備不足，在短時期內一定會付出更大的信息成本，這會體現在大量投資低效甚至失敗，面臨更大的風險。由于中國有30年計劃經濟歷史，決定了中國較大規模國有經濟部門，私人企業喝彩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投資活動，不大為人所知，給世界上許多人一個主觀印象中國國有企業對外投資，連華為、中興這樣典型的私人企業國主規模較大也被一些人誤認為是國有企業，這需要中國企業和學者進行理論、實證、政策研究，揭示真理、糾正謬誤。

王梅在書中著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方式和實踐，依據理論、數據和案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梳理，并得出如下結論：

投資動機：中國對外投資的動機和傳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完全相符。全球化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對外投資的根本驅動力。在一系列宏觀因素的影響下，中國企業和其他新興國家的企業一樣，力圖通過在海外投資并購尋求資源、市場、技術、品牌和效率。中國對海外資源的投資不僅沒有減少全球的資源供給，反而促進了全球資源供給的多樣化。中國對外投資從根本上是經濟利益驅動的，是簡單明了的商業行為。

投資方式：新興國家給予其企業的政策支持不是新的現象。所有發達國家在它們的工業化過程中為了與比自己更先進的國家競爭，都曾利用過保護和補助的手段；新興市場企業所進入的國際競爭的競技場早已不是公平的競爭市場——它嚴重傾向發達國家的寡頭壟斷企業；即使在當今，已經發達的國家依然在運用各種明顯或者不明顯的產業政策手段來支持和幫助自己的企業。事實上，強大成熟的西方企業更具備融資方面的優勢，融資成本比大陸國有企業更低。西方一輪又一輪的量化寬松政策讓中國龍頭企業的融資成本已處于劣勢。

投資實踐：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本身依然是個充滿爭議的話題：一方面西方跨國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從90年代開始重視，另一方面它們的努力和實踐被很多人批評只是做秀。中國企業和其它新興市場企業一樣在海外投資的歷史相對較短，并且面臨資金實力的限制；中國海外投資很多在采掘和基礎設施行業，這些行業的特性也使得中國跨國公司面臨更大的挑戰。一批先進的中國大陸企業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作為國際市場上的“新手”，部分企業受國內經驗局限往往中注重與東道國政府打交道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與社區、社團和工會溝通與合作。中國企業整體上還要在踐行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繼續進步和完善自己。

伴隨中國海外投資，美國部分媒體質疑“中國在買下全世界”。歐洲媒體“中國在歐洲的盛宴”、“來自遠東的進攻”等等。2005年中海油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73%的美國民眾不樂見中海油并購優尼科。美國2007年《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案》加大了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的審批時間，部分國家也跟進限制中國企業投資，歐盟2011年視中國央企為一至行動人。2012年中國大陸對美投資總額僅為全球對美投資總額的2.5%，但中國投資受審項目是全部受審項目的20%。2012年7月，中信證券收購里昂證券，但在隨后收購里昂證券在美國子公司時受到美國政府阻擾，理由是中信證券大股東是中信集團，而中信集團股東是財政部，實質是中信集團只控股中信證券20%，直至013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經中國汪洋副總理過問后才得以獲批。負面后果是2014年中國美國掆，國有投資幾乎沒有了。中國央企并不是一致行動人，競投標阿根廷城軌車輛，中國北車、阿爾斯通等等報價在200萬美元以上，而中國南車以超低價127萬美元贏利合同證明了這一點。作者王梅曾受邀到挪威和澳大利亞與當地政界，學界和商界交流，提出上述案例后反饋非常正面。聽眾反映是他們需要聽到中國在各個領域的人把中國海外投資的案例、邏輯和道理。因為西方媒體的觀點太一邊倒了。一個美國智庫的報告也強調，“經濟學家和政策分析師必須加倍努力以使美國的領導人和公眾更了解中國。”王梅強調，中國資本出海，思想要隨行。中國大陸企業投資動機、經營理念和企業文化都應當被主動地、系統地傳達給投資東道國。即使不會馬上被全部理解和接受，但是溝通努力本身就會起到正面的作用畢竟中國投資為當地創造了發展機遇、商業機會和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