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電裝機容量已達2600萬千瓦，僅位居美國之后，而光伏發電仍處襁褓之中。記者眼前所見——約有一個標準足球場大小、呈三角形狀的藍色光伏電板矩陣——就是中國僅有的幾個發電站之一。在廣袤荒涼的戈壁襯托下，這個并網不久的1兆瓦的發電單元僅是一個不起眼的標點符號而已。如果你在215國道上開車飛馳，一不留神就可能會錯過它。但這并不妨礙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標記——中國第一個光伏發電特許權招標項目。

1年前，敦煌被賦予了安徽小崗村在1978年農村土地聯產承包制改革上的類似使命，國家能源局決定以此作為試驗場，以試探中國光伏發電之門應如何開啟。

此前，在光伏行業這一中國為數不多能與世界同步的產業里，中國盡管擁有世界級的企業，卻沒有哪怕1兆瓦的光伏發電。原因在于，相比起風電堪與火電抗衡的低成本，光伏發電的成本是火電的2至3倍。這種看起來時髦的新能源過往都是歐洲富裕國家的寵兒。發展光伏發電，決策者必須找到新能源光環和財政口袋之間的平衡點。

其時的另一個背景是，2009年3月份，太陽能電池組件的價格正從金融危機前的4美元/瓦驟降至2.3美元/瓦左右。在國際光伏市場的溫度降到冰點時啟動的敦煌項目招標，為困境中的中國光伏制造商(其產品90%以上出口)帶來了希望。

可以想見，這引爆了一場爭奪戰。所有的中國光伏企業都充滿熱情地參與投標，其中國投電力與英利新能源的聯合體報出的0.69元/度超低價引起了軒然大波。反對者攻擊說，0.69元會讓決策者混淆了光伏發電的真正成本，會促使政策制定者消減補貼，真正的行業成本應該1.4元左右。這不是開啟一個市場，而是損害整個行業。

但國投電力有自己的邏輯。作為五大發電集團之外的第二梯隊，他們的火電和水電裝機容量只有3000萬千瓦。更重要的是，國家旨在節能減排的產業政策暫停了新上火電項目的審批，除非有落后的小電廠淘汰已換取指標。由于進入市場晚，他們沒有籌碼來發展火電項目。“沒有辦法，我們要發展，只能瞄準新能源，”國投電力總經理王維東說，“我們要想拿下第一個，把頭炮大響，就得出最低價。

國家能源局最終選擇了中廣核的聯合體中標。不過國投電力也獲得了發改委額外的一個10兆瓦光伏電站項目。兩個電站實際上共用同一套審批程序，比鄰而設，形同一個雙黃蛋。

2009年7月，國投和中廣核的試驗在戈壁之中開始了。作為中國首個特許招標權項目，它被賦予重任：基于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陌生領域，首先要成功建成并發電并網；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找到光伏發電市場啟動的鑰匙——發電成本的底線。

戈壁試驗

國投敦煌項目的現場負責人叫宋榮武，27歲，幾個同事年紀與他相仿，大都剛畢業便被“發配”到敦煌。在他們臨時租住的小樓四周，除了遠處古老的鳴沙山，再難以看到任何一點凸起于地面的景物。

這片荒涼的戈壁是光伏發電的理想之地，年平均日照時間每天超過10個小時，晚上8點太陽才落到地平面以下。在短暫的夜晚這群年輕人的娛樂方式有兩種：上網或者數公路上駛過的汽車。創造歷史的自豪感，有時會讓他們忘記了生活的枯燥。

敦煌市政府對本地的稟賦心知肚明，他們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規劃：到2015年，光伏、光熱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000兆瓦(現在是1兆瓦)。到2020年，他們還打算使這一數字再翻2至5倍。國投項目是這個雄偉計劃的起點。

40歲的任濤是國投項目的總負責人，他此前在水電行業工作了20多年。一想到這個中國人極少接觸過的太陽能光伏電站，去年7月只身一人站在空蕩蕩的戈壁上的任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個示范項目能否在1.09元的高壓線下實現盈利，誰也不知道，但他必須給出答案。這逼迫任濤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在內部壓縮成本。

一開始，他們顯得很外行。做火電和水電起家的任濤一度把傳統發電廠的“百年大計”標準搬到光伏電站上來，而多晶硅電池組件的壽命不過才25年。在國外設計公司的建議下，他們砍掉了不必要的標準；他們“逼迫”電池組件供應商英利將價格從9元/瓦進一步降低到8.8元/瓦，節省成本200萬元；還重新設計了鋼結構的支架，節省了1700多噸鋼材； “我們開了不下10次審查會，對成本進行優化、優化、再優化，最終節約了20%的總成本。”國投電力總經理王維東告訴《環球企業家》，在一系列擰毛巾后，他們估算的內部回報率為8%。

去年8月，中廣核舉行了盛大的項目開工儀式，并沒有邀請國投的人參加。于是，任濤他們“只在戈壁上放了一串鞭炮”便低調開工，卻暗下決心要將更重要的并網發電儀式做在中廣核前面。王維東給任濤了一個死命令：必須在年底之前完成并網發電。

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到了11月，敦煌零下十幾度的嚴寒已經無法讓澆筑的水泥凝結。任濤決定先集中力量來做1兆瓦，然后再建余下的9兆瓦。

在最緊張的1個月，任濤瘦了10斤。但王維東對于建設光伏電站有了底，對于他過去操練的有多個子系統的火電水電來說，光伏電站要簡單多了。而宋榮武們，這些沒有任何經驗的電力專業畢業生實際上只需白天在實踐中跟設備提供商學習，晚上上網查找光伏電站的相關資料，加上來敦煌前被派往武威5千瓦光伏電站的短暫培訓經驗，就已經完全上手。

到了去年11月份，1兆瓦的光伏電池順利地安裝完畢。但這個帶著無數光環、國家發改委批準的第一個招標項目也遇到了并網的尷尬。敦煌光伏電站申報電網接入系統的文件在國家電網放了40天也沒有批下來，直到12月27日早上(距離并網發電僅剩2天)，能否上網都還是一個未知數，“那是我感到最痛苦和絕望的時候，感覺這半年的辛苦都白干了。”任濤回憶。最終，任濤只得采取并入當地10千伏的臨時接入系統的辦法勉強上網，而國家電網需要為電站建設的3萬伏接入系統至今仍未動工(需要投資數億元)，而國投電力和中廣核均希望，能在今年6月左右全部并網發電。

在距敦煌2000多公里的徐州，保利協鑫的雞鳴山光伏發電廠也在同一時間并網發電。該項目負責人中環光伏系統公司總裁顧華敏告訴《環球企業家》，去年底并網以來，徐州電站再沒有“從網上下來過”。有時徐州供電局甚至會主動打電話到電站，詢問是否正常并網——電網幾乎難以感覺到20兆瓦光伏電力的存在。[page]事實上，與風電的不規律性相比，光伏電站在一天中的發電曲線正好呈拋物線狀，與一天的用電量變化吻合，并不會像風電一樣對電網造成巨大的沖擊。

但即便如此，這在以“安全穩定”為首要政治任務的國家電網看來，光伏電站仍然是一個極大的“不安全因素”。(在在電網公司工作了20多年的顧華敏眼里，電網謹慎小心完全可以理解)。去年9月，國家電網成立了“國家能源太陽能發電研發(實驗)中心”，其主要任務即是研究大規模太陽能并網發電的應用技術難題。

在剛剛舉辦的2010 Solarcon展會上，國家電網展出了一個剛研發出來，裝在大貨車中的“并網光伏電站移動檢測平臺”。這個大家伙未來將行駛于全國各大光伏電站之間，檢測其是否符合國家電網復雜的并網要求。這輛目前僅能檢測5千伏光伏電站的設備造價上千萬元。

除了技術問題，與風電正在經歷的并網難題一樣，中國最適合興建光伏電站的大西北也是國家電網最薄弱之地，而且當地用電需求不足。這使得新能源電力必須向外輸送，對國家電網來說，這意味著他們要投入巨量的資金。

無論是技術還是態度，目前來看國家電網顯然還沒做好準備。這讓所有對光伏發電虎視眈眈的企業大為擔心，一兩個試驗項目尚且如此，若真全國鋪開發展光伏發電，這仍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電價、電價

從開工那天起，能源局的官員隔三岔五就會造訪國投電力，來聽取王維東有關電站成本的匯報。王的中國光伏電價探路者(52.680,-1.54,-2.84%)的任務已經完成，1.09元他有微利，但要過得好一點，他希望電價在1.20元左右。

然而，光伏企業寄望的統一電價，在去年幾度呼之欲出，卻終究未能出臺。在去年年底，數位光伏企業的高管都對《環球企業家》表示其親見這一政策的草案——比1.09元略高的1.15元。一種較為可靠的說法是，這一價格在去年底已經由發改委幾個司全部會簽完畢，但最后在遞交到更高層后杳無音信。

決策層的謹慎不無道理。上網電價就如同一把高懸于中國光伏產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補貼過少，發電企業無法生存。此前風電的發展就是采用了全國統一招標，出價最低者得，結果使得風電價格進入了一個低價的惡性競爭循環；補貼太過激進，則又可能發生因噎廢食的悲劇。在這方面，西班牙政府的教訓殷鑒不遠。

2004年，西班牙政府借鑒德國的政府補貼模式，開始實施“RealDecreto”(皇家太陽能計劃)，將光伏發電系統的固定上網電價為0.44∈/kWh(為平均電價的5.75倍)。在一系列激進的政策刺激下，西班牙國內光伏電池的安裝量從2007年的不到500兆瓦猛增到2008年的2.5吉瓦，超過德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光伏市場。 但金融危機的打擊讓西班牙政府在財政上捉襟見肘。2009年初，西班牙政府便踩了急剎車，強制收縮國內光伏市場，將國家補貼的上線縮小到500兆瓦，市場頓時縮小了近80%。

電價難產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原因：在太陽能電站的建設成本中，電池組件通常占到成本的50%以上。一度呼之欲出的1.15元/度的上網電價是建立在去年的全球光伏市場價格基礎上的，而今年初隨著國際市場組件價格的上漲，上網電價又需重新計算。出于謹慎，政策制定者總是上下求證、多方調查，這可以理解，但在與市場的賽跑中總是慢了一步。

來自上游電池組件的價格波動，還導致了中廣核戲劇性地落后于國投。到3月底為止，中廣核項目卻還僅僅完成了4兆瓦的土建和光伏基座，預期的太陽能電池板也并沒有被安裝，連項目的運營主體——中廣核、百世德、比利時Enfinity三家合資的公司至今也沒有成立。

中廣核一位高管士告訴《環球企業家》，緩慢的進程在于太陽能電池組件供應出了問題。去年3月，國內電池組件生產商紛紛拿出低價與電力企業組成聯合體聯合競標，這樣做的好處，一是能夠以低價奪標，擴大影響力；二是可以消化受金融危機影響庫存積壓的電池組件。而如今一年過去，國際光伏市場已經迅速回暖，百世德已不愿以當時的價格供貨。中廣核曾多次派員前去談判，但結果并不如意。

國投也面臨著同樣的壓力。英利在敦煌項目中向國投電力提供的組件價格為9元/瓦，后進一步降到8.8元/瓦，而在幾個月后的國投石嘴山和格爾木等項目中，英利已將組件價格漲至12元/瓦以上。王維東甚至放緩了電站的電池組件招標工作，他打算等到5月份，看看德國市場會不會因削減補貼而使電池組件價格有所回落。這一價格變化的背景是，金融危機后，光伏從偏安歐洲逐漸蔓延成一個全球化市場。

對于那些期盼決策層出臺一個統一電價，繼而開啟全國性招標大戲的光伏企業而言，他們注定在2009年年底陷入巨大的彷徨中。他們中的大多數，會錯失這一行業發軔的難得良機。

雞鳴山突圍

在距離敦煌2000多公里的徐州，有人抓住了機會。

當國投電力和中廣核在加緊施工以應對馬上到來的冬季時，在徐州一個叫雞鳴山的廢棄采石場，另一群更加“瘋狂”的人也正在通宵達旦的施工——盡管其并未撥得頭籌，但所建光伏電站的規模卻是全國最大。

在從北京到湖州的高速公路上，來往的車輛遠遠就能看到這座“藍色的山頭”——整座雞鳴山的陽面以及山坡下的平地都覆蓋著藍色的電池板。2009年12月30日，保利協鑫的徐州20兆瓦光伏電站與國投電力的敦煌光伏電站同時并網發電，前者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項目，后者是全國首個示范項目。

在這座占地600余畝的中國最大光伏電站，工人們正在用抹布擦拭一塊塊齊人高的太陽能電池板，以防止灰塵堆積影響發電效率。他們都來自周邊的農村。

在顧華敏看來，投資徐州電站的風險在于難以與實際數據不符的光照資源，以這三個月的運營數據看，徐州的光照時間足足比統計數據少了20%。徐州的下雨天時常讓電站一整天的發電量為零。這讓顧不得不在業內開會時呼吁國家重新進行全國光照資源的普查。畢竟，這是進行光伏電站投資的最基礎數據。

從純粹的日照條件上看，徐州與敦煌差距甚大，并不是光伏電站的理想之選。但在中國遍地以新能源作為新興戰略產業的省份中，江蘇是最有抱負的一個。尚德、天合光能這樣世界級的光伏企業都誕生在這里。保利協鑫本身也是國內最具實力的民營發電企業。作為中國最發達的省份之一，這里長期處于電饑餓狀態，那些急于完成訂單的出口型企業愿意并有能力承受更高的電價。[page]2009年7月，江蘇省出臺了《江蘇省光伏發電推進意見》，首次宣布對光伏發電實施固定電價政策，確定分年度補貼額度：2009年的江蘇上網電價為2.15元/度，此后逐年遞減20%。對于顧華敏來說，只有在12月30日之前并網發電，才能拿到2.15元電價。他們必須與時間賽跑。這個總投資4.2億元，號稱中國最大的光伏電站創造了光伏電站建設速度的奇跡——前后僅用了短短80天時間，比常規建設周期縮短了2個多月。

不過，比國家招標還要高1倍的價格甚至讓企業對其可持續性產生了懷疑，保利協鑫是唯一一家跟進的企業。后來顧華敏得知，早在當年7月份政策宣布時，江蘇省用于光伏補貼的財政資金已經到位，并做出了三年內400兆瓦的發展目標。

“憑我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肯定不會僅僅是1年，因為政府拿出了鼓勵產業發展的誠意，不會是忽悠企業。”顧華敏說。他的底氣還在于保利協鑫十多年的電廠建設運營經驗。 “實際上我們后來發現，建光伏電站比火電水電簡單多了，過去中國人沒怎么做過，有將其神秘化的色彩。”顧華敏說。

因為工期緊張，保利協鑫的電站不可避免的看起來有些粗糙：土地并未完全平整、支架之間的距離和角度也略有不齊、部分單軸逐日器因設備故障未能正常運轉，但這個被民營企業創造的光伏電站建設奇跡仍有巨大價值——這正是中國光伏市場的真實一幕：地方政府，或許是突破全國統一電價難產格局的生力軍。“一看光照資源，二看跟地方政府的關系”，王維東如此描述選址的原則；同樣，保利協鑫選址徐州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協鑫集團與徐州市政府長期以來的密切關系。

但獲取地方政府的信任也并不容易。在風電上，地方政府吃了太多被企業“忽悠”的苦頭，他們曾經遇到了太多只想圈地而不想干事的企業。除了企業的行業地位和知名度之外，在這個剛剛發軔的行業里，誰成為第一批吃螃蟹者，成為取得政府信賴的關鍵。保利協鑫正是民營企業中的吃螃蟹者。

這也是國投電力0.69元報價的初衷。在王維東篤信，上網電價政策的出臺就如同政府打響了國內光伏市場的發令槍，而當其他躍躍欲試的企業還在準備觀望時，國投電力則必須在槍響之前沖出來，才能在中國光伏市場中搶占自己的領地，“市場就是這樣。”王維東說。

枕戈待旦

在敦煌項目之外，也有很多企業響應雞鳴山模式。去年6月20日，浙江正泰太陽能的石嘴山10兆瓦光伏電站開工，規劃規模100兆瓦；今年1月9日，山東潤峰集團投資的1兆瓦太陽能光伏電站在山東并網發電。但這些投資更多的是為了消化自身的電池組件產能。與國有企業的大手筆相差甚遠。

事實上，國投電力正借敦煌項目的影響和地方政府的熱情，晉升國內光伏發電的最大玩家。

2009年5月，在敦煌特許權招標結果尚未公布時，王維東即啟動了青海格爾木200兆瓦和寧夏石嘴山10兆瓦光伏電站的前期工作。王維東向《環球企業家》透露，除了這三個地點，現在國投電力在云南、海南的光伏電站也正在醞釀中，敦煌二期10-50兆瓦工程也已經開始，2010年國投電力至少將有40兆瓦并網發電。“我們的設想是，每一個電廠投產發電之時，就是二期擴建啟動之日。”王說。

國投之外，一只中國光伏市場的“國家隊”也初步形成。中廣核一位內部人士告訴《環球企業家》，盡管敦煌項目遇到一些波折，但中廣核2010年將在全國布局五六個光伏電站，敦煌項目的二期工程也將啟動；大唐集團讓甘肅分公司和大唐新能源公司同時涉足太陽能；而長期從事清潔能源的央企中節能也開始著力加強太陽能板塊的業務；國電、華電等央企也陸續與地方政府簽署了建設光伏電站的框架協議，伺機發力⋯⋯

讓央企蓄勢待發的，是一個極有可能出現的政策明朗局面。1月份，國家發改委下文讓西部六省市上報光伏示范項目。最新的消息顯示，發改委已基本確定給予每省市50兆瓦的額度，由省發改委自行核準招標項目，而不需再如火電水電一樣收歸中央核準。這意味著，一來國家財政補貼得以“可控”(預計國家每年將安排40億元補貼光伏產業)，二來又給予地方政府較大的自主性，如果規模和電價超過限額，政府可以自己拿錢補貼。如此，面向全國招標的敦煌項目將成為歷史，而代之以地方政府主導的方式。

顧華敏對今年的國內市場非常樂觀，他估計2010年預計新增裝機會有1.5GW，其中80%是地面電站。但作為迄今為止最大的光伏發電開發商，保利協鑫還沒有考慮新的國內光伏電站計劃，而是將重心放在海外。在顧華敏看來，確定性政策未出臺之前，市場中的一切玩家都是在“賭博”，央企賭得起，民企則不行。

中廣核一位內部人的觀點與顧不謀而合。該人士分析，國企不得不在政策出臺之前圈地，因為一旦上網政策出臺，民營企業的快速行動力將使得央企機會大大減少。

在中國現行的光伏市場環境下，民營企業更現實的選擇還在參與“金太陽工程”、“太陽能屋頂計劃”等規模更小的光伏發電項目。去年7月，財政部明確將為500兆瓦太陽能示范項目提供補貼，9月又將這一額度又追加到642兆瓦——這在總量上并不比地面光伏電站小。

經過敦煌一役，國投電力似乎已在中國光伏市場領先一步。但王維東卻對國投電力的定位有著更為清醒的認識。因為，比他們更大的五大發電集團還在按兵不動。無論是資金、規模還是人才上，國投仍難以與其競爭。國投僅是在“這一群尚未驚醒的雄獅”發力之前，趕緊搶占自己的市場罷了。“以后別人比我們大也不要緊，不一定要爭老大，但國投未來兩三年的發展還是樂觀的。”王維東告訴《環球企業家》。

3月8日，國投敦煌光伏電站。宋榮武接待了一位酒泉市副市長的視察。這位看起來頗為年輕官員問宋最多的問題，是光伏電站的各項指標與風電有什么不同？而當宋看副市長剛剛伸出的手掌停留在半空，不知該往何處放時，對此已經驗豐富的宋趕緊對市長說：“可以摸的，它不會電人的。”

今年6月，敦煌項目將全部竣工，屆時也迎來了敦煌旅游的旺季，“今年夏天的接待任務會很重。”宋榮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