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義龍：我準備了3份建議。包括《關于將生物質能源列入“十三五”重大專項支持的建議》、《關于取消生物質發電廠執行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建議》以及《關于提高生物質發電標桿電價的建議》。

記者：您認為生物質能源產業的發展應上升到國家“十三五”規劃的層面，原因是什么?

陳義龍：首先，生物質能源實現了農林業廢棄物的高效利用，可消除其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其次，其能源生產過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可納入自然界碳循環，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可緩解環境污染和溫室效應，充分體現“綠色”和“循環”的特點;此外，種植能源植物還可增加國土綠化面積，改善和修復生態環境。

生物質能源產業根植于城鎮及農村，對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現實意義。我國有18億畝耕地，85億畝有林地及宜林地，若這些生物質全部投入生物質能源行業，至少每年可貢獻50億噸標準煤的生物質能源，可帶動全國近1億人就業，每年轉移支付給他們的利益將超過6萬億元，可帶動我國GDP實現十萬億甚至數十萬億的增量，加快了城鎮化進程，極大促進了社會公平與正義，對我國經濟轉型起到強大支撐作用。

記者：這個行業目前面臨怎樣的問題和挑戰?

陳義龍：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開發潛力巨大，前景廣闊，但當下仍然面臨資源利用率低、重視程度不夠、發展體制機制不健全和相關配套政策不到位等問題。

首先，我國生物質資源利用率低。我國可作為能源利用的生物質資源總量每年約為4.6億噸標準煤，但作為能源工業原料，平均每年只利用了約2200萬噸標準煤，不足總量的5%。

其次，我國未將生物質能源產業發展上升到國家能源安全的戰略層面引起重視。新能源領域，國家對風能、太陽能的支持力度卻遠大于生物質能源，生物質能源被錯誤地“邊緣化”，錯失了兩個“五年規劃”。

最后，融資、投資機制有待完善。國家的投入還缺乏穩定的、可持續增長的保障;民間資本基于利益考慮，也對投資生物質能源相當謹慎。如何促進社會投資、形成良好的融資條件，對生物質能源產業發展至關重要。

記者：您對生物質能源行業有怎樣的發展建議?

陳義龍：生物質能源產業具有產業鏈長、帶動力強的特點，可同時帶動第一、二、三產業發展，是一個能自主創新又能帶動全局性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強烈建議國家將生物質能源產業列入“十三五”重大專項來支持。

一是推動生物質燃油產業化進程，明確其“十三五”具體發展目標。我國生物質能源產業技術成熟，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尤其是在非糧生物質燃油領域，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萬噸級商業化示范生產線，并已具備全面商業化、產業化條件。為充分利用這一技術優勢，更快更好地推進其產業化進程，建議國家將其列為重大專項進行支持。

二是合理規劃能源林基地建設，充分利用可開發資源。建議規劃能源林基地建設達5億畝規模，并將我國受重金屬嚴重污染的5000萬畝耕地治理工程與能源林基地建設工作結合起來，全面建設我國“綠色油田、氣田和煤田”。

三是構建“綠色金融”生態，打造綠色產業引擎。綠色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更多的金融支持，需要發展與完善綠色金融系統，包括支持其上市融資，發展綠色銀行、債券、保險，推動碳交易市場發展等。在重大專項資金支持的基礎上，建議積極鼓勵和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多元化和多渠道投融資機制的建立，積極引導和促進地方政府、企業、金融機構以及社會資金的投入，以保證生物質能源產業持續穩健發展。

四是完善產業配套政策，保障產業健康發展。在產業政策支持方面，建議從原料收集、運輸、產品生產、銷售等各環節入手，以國家戰略規劃重大專項為依托，完善相關法規、政策和配套服務，加大對生物質能源行業、企業的基礎研發和產業化的扶持力度，同時搭建行業發展所必需的法律框架、政策環境和創新平臺，建立利益調節機制，調動企業創新積極性，促進企業有序競爭和產業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