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環保部公布的部內會議內容中，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提出，我國應通過建立環境資產產權制度和交易機制，確定可用于支撐經濟發展的環境承載力規模，明確全民所有產權，建議成立國家環境資產經營總公司，用以經營和配置環境承載力，建立環境資產產權交易市場，促使有限的環境承載力經過市場選擇而流轉到收益更高的生產領域。

業內表示，環保部通過提出環境承載力配置的大概念，釋放出我國將開展除碳交易等已有交易種類外更多環境資源產品交易信號，加速推動企業市場化減排。

環境產權公民所有

近年來，政府和中央領導每每講到環保問題時，都頻繁提到環境承載力這一概念，且經常與生態紅線相掛鉤，就是旨在通過制定與環境承載力相應的生態紅線，規范人們對于環境資源的利用，避免過分挑戰環境承載力底線。

有業內專家告訴北京商報記者，實際上，自然資源可以分為資源性產品、可再生能源、生態產品、可再生生物資源及廢棄物吸收能力五大類，這些資源類型不完全具有稀缺性，如果不確定產權，市場難以有效地配置。

三中全會曾提出，我國要對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一確權登記，形成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

如果將環境資源、環境承載力具體為產權產品，權利如何歸屬呢？對此，夏光給出了“全民產權”的回答。而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金融中心副主任藍虹更直言，優化配置的前提就是產權明晰。

“雖然權利是屬于全民的，但分配和交易的主體還應該是政府和企業。”上述專家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比如以碳交易為代表的廢棄物吸收能力產權，是由政府來界定產權，即排污權、排放權，根據環境承載力等制定排放配額和總量控制指標，并將其分配給企業，讓其通過市場對產權進行配置。

環境承載力涉及系列產品

“其實，環境承載力配置、環境資產產權并不是一個新生的概念，是一種將碳交易等多種環境資產產權綜合起來的統稱，涉及一個系列的產品。”藍虹表示，比如現在民眾最熟悉的碳交易，是根據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碳減排機制建立的，而京都議定書內對于各國碳排放量的控制就是基于環境承載力確定的，即如果全球溫度升高多少、海平面升高多少，整個生態環境就無法承受，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控制在一定的量之內。

藍虹坦言，環境承載力具體化后就是業內常說的總量控制，總量控制中的總量就是無限接近環境承載力的指標。

“環境承載力、總量控制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如果總量制定得過于苛刻，離環境承載力和環境自凈能力底線還有較大距離，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對環境要素的充分利用，會大大受到制約；反之，如果排放、排污總量沒有控制住，超過了環境承載力底線，那么經濟增長中的環境要素就會耗竭，影響該要素的持續投入，最終經濟增長也會受到影響。”藍虹分析稱。

總量量化及流動性成最大難題

然而，多位業內專家也表示，目前我國甚至世界全面啟動環境承載力、環境資產產權交易仍然有很多門檻需要跨過。“其中，如何制定總量，確保市場流動性就是核心問題。”藍虹表示。

業內不少專家常常講“有了總量控制，排污權交易才有意義”。總量控制之所以總是推進困難，就是因為實現過程中要經過各方博弈。

在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看來，以碳交易為例，我國碳交易總量衡量十分困難，環境承載力量化是一個難以十分精準的技術。“其他已經實行碳交易的國家在確定總量的時候已經達到了碳排放峰值狀態，在此基礎上確定總量后再逐年削減總量就能夠實現減排的目的，但據國家發改委透露，我國到2030年才會到達峰值，但目前我國已經要在全國推行碳交易了，因此，未來十多年間碳排放的增量和原則上應該逐年遞減的總量如何平衡就需要反復計算，沒有經驗可以參考。”

而且，藍虹也表示，更多的環境資源產權化、市場化還需要該資源體現出稀缺性。“產品沒有稀缺性，企業和資本就不會對其未來升值前景有期望，就不會有投資興趣，那么市場就很難真正流動起來。”藍虹表示，目前我國很多污染物排放仍然是在進行濃度控制，雖然濃度控制較嚴格，但總量沒有控制，排污指標就不會有價值，因此，盡快實現各類環境資源的總量控制，是將環境承載力逐步實現市場配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