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夕，隨著中石油總經理廖永遠和中石化總經理王天普相繼落馬，以及緊隨其后的三大國家石油公司同時換帥，觀察人士普遍認為，石油領域的反腐風暴和人事震蕩已經告一段落，接下來，改革積弊已久的石油體制，打造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定位的國家石油公司，應當盡快進入工作日程。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這三大國家石油公司，在中國央企序列中向來地位特殊，特別是有“共和國長子”之稱的中石油，堪稱官員晉升的快速通道。但同時，石油行業也是中國壟斷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從勘探開采到煉油、銷售，再到進出口貿易、產品定價，無不在政府部門的牢牢管制之下，也因此成為塌方式腐敗的淵藪。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以管資產向管資本為主轉變”的國資改革方向后，石油領域的國資改革在方向和理念方面始終存在著巨大分歧，遠未形成基本共識。

一個極端的主張，是效仿跨國石油公司(IOC)模式，將三大石油公司全盤私有化甚至拆分；溫和思路則是學習西方國家石油公司(NOC)，繼續擴大國企在石油行業的覆蓋領域和控制力度；最近的傳言則是石油央企之間又在醞釀新一輪的合并。

但上述主張目前都不明朗，業界人士分析認為，不論哪種改革方案，要想被高層采納，前提都是不能削弱、且要加強國家石油公司對國家能源安全的保障力度。

未來的改革，前路多歧。越來越多業界人士主張：除了完成政企分開，讓石油央企回歸“企業本質”，國家石油公司并沒有別的道路可走。

關鍵不是混改而是打破壟斷

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傅成玉曾表示：“我們現在是頭大象，如果不改革很快就成恐龍了。” 這一危機意識，也的確體現在傅掌舵中石化后的一系列改革上。

十八屆三中全會落幕不久，2014年初，中石化率先掀起石油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對中國石化(600028.SH)油品銷售業務板塊現有資產、負債進行審計評估的基礎上進行重組。一時間，無論資本市場還是實體企業，都重燃改革希望。

2014年9月12日，中石化銷售公司與海爾、匯源、中國人壽等25家境內外投資者簽署了《關于中國石化銷售有限公司之增資協議》，由全體投資者認購銷售公司29.99%的股權，并于12月獲得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批復。2015年3月，25家投資者向銷售公司繳納了共計1050.44億元的增資價款。

中石油集團也于2014年確定了吉林、大港兩個局級單位油田做改革試點，分別拿出兩個油田35%的股權，吸引民營資本參與。2015年元旦，中國石油(601857.SH)新疆銷售分公司正式改名為中石油新疆銷售有限公司，企業性質隨之從央企駐疆分公司改為自治區國資委監管的國企。

外界普遍認為，兩大石油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措施并不徹底，未能先在市場層面打破石油行業壟斷，因此難有獨立市場主體誕生。

中石化的混改措施，主要集中于下游銷售公司，至今未延伸到上游勘探開采領域，無法觸動石油行業的壟斷核心；而中石油雖拿出了兩油田做改革，但均屬于產量銳減的老舊油田，市場質疑其沒有改革誠意。

石油領域改革的停滯與反復，既非偶然也并不鮮見。歷史上，壟斷之門曾有過數次開合，企業股權也實行過多元化。前有入世承諾和“非公經濟36條”，后有三大公司的上市和融入資本市場。但無論風云如何變幻，石油領域各環節的壟斷仍堅如磐石，令人不得不感嘆改革之難。

多數業界共識是，推動石油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關鍵，是破除壟斷，引入獨立的市場主體，并使產權自由流轉；同時真正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

業界權威人士提醒，這都需要來自國家層面的、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

在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時，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提出了“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改革方向。后者主要從出資人國資委角度提出，前者則是站在央企角度提出。

然而，混合所有制改革至今，除了使石油公司成功吸收了部分社會資金外，并未成功實現公司治理層面的目標：讓民營企業和社會資本影響公司經營決策和管理，以提高公司運營和投資的效率。

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前副局長周放生告訴《財經》記者，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后，國資委作為大股東持有一部分股權，從而實現“管資本”。由此，國資委和國有企業的關系發生了本質變化。“以前管企業的時候，國資委和企業是上下級關系。管資本后，就應當是股東和被出資企業的關系，不再有上下級關系，而是民商法基礎上依法出資、依法行使股東權利的平等關系。”

對于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改革思路，有石油央企的管理層指出，其與央企領導人的“從政邏輯”存在本質沖突——這不是在央企內部甚至國資委內部所能解決的問題。

中海油早在衛留成時代，就提出要做“資本管理公司”，但沒能走下去。中海油內部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其原因并非由于主管單位反對，而是在于資本管理公司的模式與央企的行政邏輯存在本質沖突。

央企負責人在競選全國人大代表、中央委員等榮譽職務時，所憑借的主要政績就是企業規模。轉型為資本管理公司，無疑會“把自己改小”，從而喪失建立在企業規模上的話語權，這無異于“自毀長城”。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國資改革專家對《財經》記者表示，他在中央剛開始提出“管資本”議題時，認為這是對實體經濟影響最小，改革阻力也最小的一件事。“出乎意料的是，這竟成為最困難的事情”。這已不是某個企業層面的改革，而是政府層面的改革，其涉及到政府層面管理理念，以及各個政府部門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從理念上來說，很多政府部門仍然認為管企業比較實惠，所以一提出管資本，那些部門既想管資本，也想管企業，還想管企業的高管，但這樣肯定不行。”該專家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