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意義上看，能源安全主要是能源資源的供應安全。這至今依然是能源安全的重要方面。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能源安全內容日益豐富、多樣而復雜，不僅涉及供應，而且與資源、生產、供應、運輸、市場、價格、政治經濟和法律環境、氣候變化和非傳統安全等因素相互關聯；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涉及政府、產業和公眾利益。這些幾乎已成為各國專家的共識。

亞信機制成立以來，亞洲的能源安全一直是備受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亞洲安全與發展問題的一項具體內容，更是亞洲未來10年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近幾年來，區域能源安全文獻表明，北美地區是一個中心—外圍型的能源供需格局，能源安全主要體現在美國本土需求和南北供應的保障上。近幾年來，美國的“能源獨立”趨勢改寫了它的能源安全形勢，沖擊著地區能源安全格局。歐洲的能源安全主要體現在多元供應保障上，減少對俄羅斯石油天然氣的依賴；未來歐洲的能源安全有賴于能源結構的加速轉型。目前和未來，亞洲的能源安全在多元供應和對外依賴上與歐洲相似，但是，本地區多數經濟體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和發展程度差異較大。面對當前國際能源市場的新趨勢，如何概述亞洲能源安全的自身區域特點和發展趨勢，是我們需要通過各方的觀察與分析盡快明確的一個重點問題。

放眼亞洲未來10年，亞洲區域能源安全與各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緊密關聯。中國的“兩個百年”的夢想包括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是，如果沒有能源安全的保障體系，這個“全面”是難以實現的。預計今后10年內，印度經濟將經歷一個快速發展的過程，能源需求將迅猛增長，給環境帶來巨大的壓力，經歷目前中國正在承受的問題；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經歷20多年的發展，油氣開發推動了經濟獨立和發展，但是，平衡、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逐步凸顯；東南亞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也十分突出，在能源結構上面臨諸多艱難選擇。亞洲國家能否找到與可持續發展相適應的綜合能源發展解決方案，是一個沒有解決的重大課題。

目前，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能源需求的剛性關系依然存在。能源轉型、能源技術選擇與能源效率提升，以及普遍服務等問題突出，次區域間傳遞性較差。這些問題都不是各國自身孤立的問題，也不是各國自身所能解決的問題。因此，亞洲國家必須不斷走向開放、包容和合作，加強雙/多邊能源合作。

近年來，這種雙／多邊合作越來越走向跨區域合作。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新絲路戰略構想。這是一項跨區域合作的新思路。哈薩克斯坦提出“光明之路”和綠色橋梁的發展構想；蒙古國提出了“草原之路”；韓國提出“歐亞倡議”；印度提出了北印度洋戰略（即以印度為中心的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洋合作戰略）。我認為，這些跨區域合作思路均存在相互對接、相輔相成的空間和必要性。

亞洲能源安全的合作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點將落在跨區域運輸安全和安全保障體系上，其中包括跨區域陸上和海上能源運輸。例如，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是中國的第一條跨境天然氣進口管道運輸體系，也是中亞國家的第一條東向出口通道，因此對于中國和中亞國家均具有重大意義。目前這個項目由點到線，由A、B、C線向D線逐步發展，今后將由線到面，推動區域能源合作的一體化。這個涉及六國諸多方合作的項目在跨區域合作和新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中具有典型意義和示范作用。

從亞洲未來10年看，亞洲電力跨境運輸將是跨境／跨區域能源合作的新方向和新領域。海上油氣運輸涉及亞洲若干海道運輸，特別是跨區域的海上能源運輸安全合作，比如東北亞地區海上能源資源物流保障、東南亞—中國海域能源合作，東亞、南亞和西亞、東非在北印度洋的能源運輸保障合作。我們需要認真思考上述這些跨區域能源運輸帶來的安全保障訴求。

亞洲能源安全未來的合作出路需秉持地區“安全與發展”的理念和“開放、包容與合作”的態度，及時更新對亞洲地區的能源安全新形勢的分析，側重非政府層面，特別是智庫、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之間對話與研究分析。例如，成立亞信能源安全智庫和專家網，建立跨區域能源合作研究機制，共享研究層面的能源數據。亞洲各國在研究能源安全合作出路方面，需要凝結新共識，尤其是形成切實可行、易于起步、易于被接受和推動的合作倡議。（徐小杰，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本文為作者5月25日在亞信非政府論壇首次年會能源安全圓桌會議上所做主旨發言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