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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企業海外合作挑戰分析

2015-06-10 15:14:50 國家電網雜志   作者: 查道炯  

中外能源合作是一個持久性的重大戰略課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給中外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

包括“一帶一路”構想的國家在內,眾多資源國自身依然面臨著能源貧困。中資企業將與之從事能源合作的基本目標定性為緩解其能源貧困狀況,是落實中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具體舉措。

也只有將參與緩解投資對象國的能源貧困、突破其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所需的能源瓶頸放在投資條件談判的突出地位,中資才可更好地管控境外投資項目的非技術、非財務風險。與之相關,中資是否投資某個境外項目,核心指標應是其盈利程度。也就是說,中外能源合作的基本驅動,必須淡化建立海外基地保障國內消費服務的思維。

“一帶一路”構想給中資企業擴大海外投資提供了機遇。更為重要的是,包括能源在內的境外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是問題。獲得前景看好的項目,將繼續面臨多國、多方的資金來源競爭。因此,項目所在國(地)實質上處于“挑肥揀瘦”的有利地位。就像往常一樣,從事跨國投資的企業,相互競爭的是如何獲利、如何分散項目財務風險、如何通過在海外平穩運營而建設好自身的品牌。總而言之,在追求“一帶一路”愿景的過程中,我國能源企業必須把境外項目風險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投資規模大小)放在更為重要的位置。

總結反思趨利避害

我國能源企業在海外的經濟活動中會遇到哪些政治風險?又如何在這些風險中趨利避害?這是首先需要分析研究的問題。

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試圖并購美國尤尼科公司,因受美方政治干擾而不得不取消要約;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試圖增持澳大利亞力拓公司的股份亦被否決;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與緬甸政府合資的密松水電站在開工三年后被緬方單方面宣布停工;中國工人在蘇丹工地被綁架……類似涉及中國企業在海外經濟活動遭遇不利的新聞,在國人耳中并不陌生。

每一樁重大海外經濟項目的挫折和失敗,都具有政策研究的重大價值,都是我們借以回顧、反思以謀求改進的教材。

經營有風險。企業在國內或者國外經營,無論準備多么周全的預案,都可能會因為情況的變化而遭遇種種不測。教科書中通常將跨國投資、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歸類為自然環境變化風險、市場(宏觀經濟狀態、匯率、產品價格等)風險、技術風險、政治風險。如何應對種種風險,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隨著經濟活動全球化的加速而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大學國際商業教育的必修課程。海外經濟活動風險管理也是跨國經濟活動的伴生產業。

概而觀之,政治風險是一個全過程的存在,出現的形式,因項目、因地點(國家與社區)而異;其最直接的體現形式便是經濟手段不足以化解的矛盾;它考驗的是政府監管部門、企業管理層特別是一線談判與管理人員的預見能力和應變能力。

此外,跨國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企業。在企業的跨國活動過程中,主權財富基金、金融類企業、非金融類企業,受到鼓勵、限制、禁止的路徑存在行業和國別差異。當然,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往,也存在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影響。總之,“政治風險”并不存在一個全面、系統的定義,具有針對性的討論必須區分國別、企業、所涉項目,以及投資對象國(地)的政策與社會環境等因素而進行。

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資能源企業的海外經濟行為多集中在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制造等涉及在經營地區雇傭勞工、產生自然環境影響的行為。不同于其他類型的國際經濟行為,這些活動投融資金額巨大,運行周期長,其成敗所產生的影響涉及中資企業的國際品牌建設、項目所在地及國際上的輿論環境,并可能產生直接和間接的中國外交應對。

中國企業遭受的指責,多半涉及中國公司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所從事的資源開采、大型工程建設項目。西方政策研究和大眾媒體中所謂的“掠奪”故事,不勝枚舉,繪聲繪色。特別常見的描繪包括:在中資項目工地,工程所用的機械設備、鋼材、水泥等基礎原材料來自中國;從經理部到工地甚至到廚房,所有員工都來自中國,這些員工只會說中文;不利用當地已有的住宿設施,而是自建營地,與當地人員隔絕開來;即便中國公司雇用當地員工,所從事的勞動技術含量也很低,并且缺乏基本勞動保障。其次,中國公司所開采的能源和礦產,均運回中國加工。最后,在環境保護和移民搬遷補償方面,中國公司向低標準看齊,如此等等,給讀者所造成的印象是:即便是中國政府援助的建設項目,也至多是給相關的執政當局和某些政府官員帶來好處而已;當地的資源被掠奪,而當地百姓卻未能共享開發發展利益。

從能源和礦產采掘業的國際發展史看,今天中國所遭受的指責,乃至中國工人在工地被綁架等狀況,并不具有特殊性。幾乎所有國家的跨國能源和礦產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經營過程中都經歷過員工被綁架、項目遭到所在國社會和國際環保、人權團體抗議等事件。究其原因,除了作業公司本身的行為確有改進空間之外,與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教育水平低下,其國內的政府與社會間的政策溝通渠道不暢等社會環境性因素高度相關。

但是,針對中國企業的“掠奪性”或“殖民性”經營的指責,直接打擊的是中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品牌建設努力。與歷史上其他國家的同類企業所走過的歷程不同的是,今天的境外輿論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信息傳輸的電子化與全球化背景下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的炒作、渲染,使企業與項目所在地(國)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有效交流變得越來越困難。與此相對應,塑造海外經營環境的能力不足,在中國企業中是普遍現象。

同時,在中國與西方大國之間外交層面處于競爭的大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采取的是在中國企業與其他國家企業之間周旋的做法,中資企業所簽訂的合同往往得不到保障。國家間的外交關系,至少在公眾輿論層面,也因此而受到負面影響。

抓住機遇有效應對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能源企業如何抓住“一帶一路”機遇采取有效措施趨利避害?首先,必須接受一個邏輯:政治風險是跨國經濟活動的伴生現象,只能管理,不可完全規避;企業是應對主體,政府間外交關系態勢僅僅是一個框架,而不是風險管理的根本依靠。

其次,進入一個市場前的盡職調查(duedi ligence)必須徹底,其核心是把握對方市場的規則和變數(包括其他國籍的同類企業在同一個市場的成功和失敗的經歷與經驗)。盡職調查的過程必須公開、透明;越早、越全面接觸一個市場的利益相關方(特別是可能提出反對意見的力量),越有利于自身做出是否進入、如何進入的判斷。做出這個判斷的主體,必須是自己的團隊,而不能是外包給游走于不同市場之間的“投資顧問”。

第三,項目所在國政府的審查,是一種主權風險保險,而不是障礙,因為通過了審查,就是符合該國法規和政策的行為,有了享受國民待遇的制度基礎。關鍵的挑戰不是被審查,而是通過審查過程把自我保護的路徑清晰化,將項目合同中的中方和外方的職責明晰化。越是精細的合同,對企業運營越有利。

第四,在項目運行過程中,徹底改變“悶頭發大財”的傳統思維習慣。所有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都必須獲得“社會許可(social license)”;而這個許可,本質上沒有成文的依據,企業必須不間斷地與所有力量溝通,才能避免遭蓄意阻撓時,除了接受損失、撤資外沒有回旋余地的局面。學會與政治風險共存,是中國企業在海外從事經濟活動的要項,這在中國能源企業追求“一帶一路”愿景的過程中尤為重要。政治風險不是什么針對中國公司國際化努力的戰略陰謀,其來源可能是同質企業(來自投資合作所在國或者第三方國家),也可能是非政府組織等“利益相關方”。但最終決定競爭勝敗的關鍵是在供求、資金、技術實力基礎上,是否具備把握非技術風險的能力。這些風險對所有企業都是存在的,應對經營過程中非技術風險的能力,也是跨國投資者的競爭力。

要清楚地看到,“一帶一路”戰略更多地是中國發起的國家和地區間合作的理念和倡議,在這一背景下的中外能源合作根本性的基礎是雙方的需求以及運營能力的契合。同時,“一帶一路”并不意味著中資排斥“帶”“路”之外的投資機會,能源企業要在轉變投資邏輯的基礎上把握好投資節奏,要慎用“貸款換資源”模式,充分評估資源國債務負擔程度和還款能力,主動應對國際有關中資企業從事對外能源投資的種種輿論。(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 曹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