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國家能源局有關負責人在一個活動上表示，十余年的發展下來，中國可再生能源遭遇限電和拖欠補貼形勢嚴峻，額度分別將達到“200億度電”、“200億元補貼”。這嚴重制約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

雙200億困局，凸顯出我國新能源開發模式和體制管理之痛，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并在更高層次上尋找出路。

關于限電問題，世界不少地方都有，我國尤為嚴重，近期更加惡化。國家能源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風電棄風電量175億度，同比增加101億度，平均棄風率15.2%，同比上升6.8個百分點。棄光電量約18億千瓦時。

這意味著，半年時間內中國約有近200億度清潔電力由于被限發而損失，同比翻一倍多。這些損失的電量折合標準煤接近600萬噸。

限電、棄電的直接原因，是當地電力消納能力有限，電力供給供過于求。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深層原因，在于我國新能源的開發格局，以及國家的監管體制。

從開發格局上來說，眾所周知，我國新能源開發是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體。這些企業實力雄厚，大開大合，在我國西北部風電、光伏資源豐富區，做了大量的項目。

他們在促進行業大發展的同時，也不免有兩個遺憾：一是粗放經營，對浪費點電量和經濟效益，不那么“痛心”;二是挑肥揀瘦，對于資源量沒西北那么好、又要費很大勁探討業主關系的分布式開發，不那么“上心”。

其實，新能源發電量任何地區都是可以預測的;當地的消納能力，也是可以預測的。所以說，在一個項目動工甚至立項那天起，這些開發者就知道了一定會“棄電”、大概棄電量是多少。

在這種形勢下仍然堅持開發，無非說明了在考慮棄電因素后，項目仍然可以盈利。這就不是企業自己能解決的問題了。

因此，如何讓國企和民企一樣，面臨更加嚴格的成本和項目收益約束，吸引更多民營企業“玩得起”新能源項目開發，恐怕是行業發展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恰恰也表明集中式地面電站開發，正逐步從我國新能源開發主體的位置上淡出。這些國有企業如果不及早轉身，投入分布式項目開發，等他們醒來的時候，恐怕早已淪為我國新能源開發的配角了。

當然，棄電與體制管理漏洞，也有重大關系。我國新能源開發實施項目核準制，只有得到審批的項目，才能拿到“路條”，從而得到補貼。也就是說，西北地區新能源項目開發的“閥門”，掌握在政府手里。

由于西北地區棄電量，提前是可以預測的。所以，從道理上來講，只要政府調整好閥門的大小，就不會的發生棄電。而實際上棄電程度在不斷惡化，這一切應該引起相關部門足夠的重視。

至于補貼問題，更是凸顯我國新能源管理體制的“痛點”。補貼拖欠，無外乎兩個原因。

一是資金來源渠道出了問題。目前我國可再生能源補貼的資金來源為全國征收的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費。由于種種原因，難以做到足額收繳，缺口達數百億元。

二是程序過于繁雜。據了解，獲取補貼先要經過需電網內部的冗長審核，再到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進行審批。審批完后進入目錄，中央財政再撥付至地方財政，因此企業拿到補貼時間，有可能超過一年半的時間。

而就補貼來源問題來說，向火電企業征收電價附加，在邏輯上本身就是一種矛盾的安排，是不可持續的。

新能源發展就是要逐步替代火電，火電企業主觀意愿不愿上繳這個費用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加之新能源發展會導致部分火電企業效益嚴重受損，致使這個費用的基數呈下降態勢。所以，從電價附加之外的角度，專門研究新的新能源補貼來源，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所以，無論的棄電問題，還是補貼來源問題，以及補貼程序問題，說到底都是我們新能源開發已經進入了大規模分布式開發的新階段，而管理思路仍然停留在過去集中開發的舊時期。

市場在跑步前進，體制卻在強力掣肘，這正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發力解決的內容。(作者系中關村新能源產業研究院理事長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