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韓國人，還有歐美客人，又一次坐在一起討論有關低碳的話題。要知道，在半年前的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上，各國政要們還是因為排放量的話題爭吵得面紅耳赤，最終近乎不歡而散。

4月10日下午，海南博鰲國際會議中心一層東嶼宴會大廳A廳，一場以“低碳能源：亞洲領先世界的機遇”為主題的討論會正在進行。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日本外交國務秘書福山哲郎，和中、日、韓、英、荷、印的企業家們端坐臺上。

低碳與綠色，更是2010年博鰲亞洲論壇的通用詞匯。主持人唐克文說，這是“整個周末最重要的一組討論”。

綠色共識

當天上午舉行的開幕大會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老撾國家主席朱馬里、丹麥首相拉斯姆森、蒙古總理巴特包勒德等國家代表濟濟一堂。亞洲政要們演講的主題，圍繞著“綠色復蘇：亞洲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展開。

“綠色、低碳和循環經濟這幾者之間是相關的”，傅成玉說，“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在博鰲每年都能認識一些新朋友，但也經常遇到一些老的話題”，參會代表、蒙牛總裁楊文俊說。據他不完全的統計，最近4年中，綠色的關鍵詞就在博鰲的主題中出現了三次，只有全球經濟危機最重的2009年是例外，“一到經濟危機的緊要關頭，綠色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淡出，說明人們一旦口袋里沒錢的時候，‘綠色’就成了奢侈品。”楊文俊表示，低碳并不是我們的目標，如果低碳是以犧牲工作的高效率、生活的質量作為代價，那么通過“碳中和”來計算個人消費多少碳、產生多少碳資源，并通過個人的行動把排放的碳更多地中和掉，遠比低碳的目的更能夠提升個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效率。

“大家都說綠色經濟要從我做起。對我們乳業而言，就要從‘牛’做起。不僅要讓牛產奶，還要讓牛發電。”楊文俊說：“牛怎么發電？靠牛糞制沼氣發電。一頭牛每年發的電夠五臺電冰箱用一年。”他說，對中國乳業而言,下一輪競爭不僅僅是銷售額、市場占有率的競爭，也將是對“綠色冠軍”的爭奪。

根據SP集團的估計，到2030年，全球能源需求會增長45%，增長額相當于美國需求的兩倍。也就是說，2030年中國、日本能源需求都會翻一番。

在中海油總經理傅成玉看來，“我們不僅僅要應對環境問題、氣候變化問題以及解決能源安全問題，同時低碳經濟、低碳發展對于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危機后的復蘇也是非常重要的。”

國家合作

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說，“毫無疑問政府必須為這些發展，比如私營企業創新，創造一個便利環境，而且公共部門政府也需要進行投資，也需要進行技術開發。”

去年12月，日本正式推出新的增長戰略，著力方面就是通過綠色創新來創造就業機會，并且要建設一個50萬億日元的環保市場。

福山哲郎介紹說，三年當中日本政府將注資100億美元投入到公有部門、私有部門合作項目當中。這也就意味著私營企業投資會得到進一步鼓勵。他同時承諾，日本從60年代以來花了50年才取得了提高能效的結果，這些技術會作為一攬子打包的方案轉讓給亞洲國家及發展中國家。

現在許多國家的基礎設施都是不太發達的，而且他們在修建過程中都是污染非常嚴重。大批傳統的工業要節能減排，尤其是這些傳統的老的工業企業如何減排，并且要確保使用這些低碳的技術來實現節能減排，正在成為困擾亞洲多數國家的減排大業。

與會的一位亞洲代表說，“我們需要符合需求的技術。同時這種技術也要有一個可承擔的價格。不管這個技術有多先進，如果不能量產，不能進入主流市場，那還是不夠的。所以私營企業要和公共部門進行攜手合作，這樣才能帶來最好的結果”，

福山哲郎的談話里甚至引用了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六條論”。在開幕式的主題演講中，習近平代表中國表態，“中國愿意同亞洲各國一道，進一步從六個方面攜手推進亞洲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他給出的6條戰略，包括轉變發展方式、高度重視科技、堅持擴大開放、繼續加強國際新興產業合作、著力消除貧困，大力培養人才等。

前路漫漫

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已經成為風機發電容量最大的國家。太陽能、風能、生物質發電設備生產不斷增加，而且這部分能源接下來會占到中國能源總供應的8%。這被認為得益于亞洲國家全新的基礎設施，沒有歷史包袱。

“我們絕不能忘記煤炭仍然將是一個重要的能源組成部分來滿足亞洲各國以及世界各國的能源需求。對于2050年達到15億人口的印度，每年增加幾千萬人口，如果僅靠太陽能、風能，這個想法僅僅是一個很浪漫的想法。”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說。

一場關于“低碳”的討論，也許離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至少論壇的部分細節告訴我們，低碳生活或者低碳排放的宏大命題仍然沒有落實到人類的日常生活中。

當臺上討論正酣，剛剛卸任的博鰲亞洲論壇理事長、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一度打斷了臺上嘉賓的對話，“為什么在這樣一個熱帶島嶼上，我們穿著西裝、打著領帶，為什么要這樣？我們要把博鰲論壇打造成一個最優秀的國際論壇。我希望我們著裝應該是非正式的著裝，便裝，而且是穿得越少越好，因為我們是在海邊嘛。”

有代表提出，“提高能效是最有潛力的一個領域，你要節能，當然要生產新的能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要節約現有能源。”

按照現有規劃，中國將在2020年實現45%減排目標，其中45%減排是通過提高能效實現。

風電：低價仍是出口利器

本報記者孫勇杰實習生王南發自北京

4月初，奧巴馬政府的智囊團之一美國進步中心代表團在京與中方風電企業廠商代表、專家進行關門會議。

作為新能源產業中最具出口潛力也是中美雙方合作最為密切的項目，針對風電產能是否過剩、上網定價以及中美博弈設備出口等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參與此次會議的中方代表、市場份額全球前五的新疆金風科技[23.61 -0.21%]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務總監姚雨。

低價戰略“威脅”伙伴

時代周報(以下簡稱時)：風電是中美合作的重要項目，這次美國如此積極的原因是什么？

姚雨(以下簡稱姚)：一方面是能推進中國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出賣自己的核心技術給中國，從而取得經濟收益。

時：目前，中美合作雙方存在的分歧在哪里？

姚：在未來中美在新能源方面一定是世界上起主導作用的，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作為是得到美國認可的。但是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很敏感，因為長期以來我國產品走出去多是靠價格競爭優勢，這使得美國的部分政府官員很擔心在新能源方面如果中國產品仍是靠這種低價優勢，會對美國本土的企業造成一定威脅。

時：雙方的合作將會對目前國內風電企業產生哪些影響？

姚：對中國是有利的，美國在技術市場化、運作機制等方面是優于我們的，這對中國來說是值得借鑒的。中美雙方的合作是互利性質，對世界也是有利的。

時：中國風電[0.88 0.00%]設備出口情況如何？是不是面臨跟美國相關產業的競爭？

姚：我國目前的風電設備出口還是不太多，還沒形成規模，所以還不好說。美國市場上現在活躍著很多別國的企業，比如北歐的一些國家，競爭會有，但是還要時間。

電價改革是關鍵

時：有報道提出，目前國內風電設備企業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對此您怎么看？

姚：這種過剩應該是相對意義上的，新能源開發分為三個環節：研發、 設備制造、利用。研發階段和利用階段我國發展得比較慢，所以展現出設備制造的節點性過剩。

同時，因為不同風電企業的產品質量上是有高低之分的，對于質量好的設備制造商來說，在某些時段還會出現短缺。隨著市場的發展和企業技術的成熟，風能行業在未來面臨著重新洗牌的境地。

時：據稱風電定價機制關系到巨額財政補貼的問題，您怎么看待風電發展和國家投入之間的關系？

姚：在前期，肯定是需要國家的財政和政策扶植的，很多國家都是這么走過來的，但是對風電影響最大的應該還是電價改革方面，這是對風電的發展影響最直接的。

時：從國內風電企業的角度，您對風電上網定價有什么樣的預期或者說期望值？

姚：作為設備制造商，定價對于風電設備制造企業的影響是不直接的。但是一個好的穩定的上網電價會帶動電力生產下游環節的積極性，這會擴大對風電設備的需求，也會給整個產業的發展吃一顆“定心丸”

核心技術尚不成熟

時：目前國內風電設備生產技術，跟美國這樣的風電能源利用較高的國家是否存在技術性差距？

姚：歐美尤其是歐洲在這一方面是領先于我們的，因為新能源的開發在近些年成為一個熱門，很多企業涌入，有很多企業現在仍還處于買技術的階段，自主創新能力很不足。所以就造成了我國整體來看在技術上與發達國家存在差距。

時：目前制約我國風電產業發展的因素有哪些？

姚：目前國家也在出臺政策，逐步抬高風能開發的入行門檻。限制風能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電網發展，因為絕大多數風電企業都處在三北地區，交通、電網等發展相對落后；另外一方面，風電的質量和穩定性比傳統的電力比如說火電就要差一些，主要是技術還不完全成熟。

時：作為新能源產業中目前最具有出口潛力的風電行業，我們技術上的差距能否彌補？

姚：目前我們國家在火力發電方面是全世界第一，在風力發電上，隨著國家能源結構的調整，我們也可能會進一步占據領先的位置。

碳減排是救贖之道

保羅.克魯格曼

全球氣溫驟升，彌漫著災變氣息。如果你至今仍驚駭于氣候專家們的警世危言，卻遲遲不行動，那么一切亦為時已晚。碳減排則被認為是救世之道。

碳排放稅和碳交易

阿瑟-塞西爾-庇古，20世紀初的“福利經濟學之父”，提出了產生消極的外部影響的貿易方向第三方支付額外成本，即庇古稅，用稅收來彌補排污者生產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間的差距。

半個世紀之后，經濟學家亦提出“市場基準”方法，即對私營部門實行價格獎勵機制，通過具體指示的“命令和控制”來治理污染。荷蘭向污染含有機物質水源的生產商征稅則不失為庇古稅的典范。

目前比較盛行的另一種體制就是碳交易體制，即最高限度-交易。該模型主張發行一定數量的特定溫室氣體的排放許可。一企業需排放超額的溫室氣體，可從其他企業購買許可；一企業的排放許可若有余額則可轉賣，因此鼓勵每個企業參與獎勵機制。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最高限度-交易與庇古稅的獎勵機制是同等效力的。但在實踐操作層面，兩者大相徑庭。一則兩者的不確定性各異。如果政府對企業征稅，污染方知其罰款額，而政府卻不知其排放量；如果政府實行限額排放，政府知其排放量，而污染方卻不知其罰款額。二則政府收入問題。私營部門的污染稅收最終流向政府。而最高限度-交易復雜一點，企業間相互貿易排污許可，因而潛在的稅收則流向產業，而非政府。

從政治角度來說，碳交易體制緩沖了部分利益群體在氣候變化政策中的沖突。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么美國采用最高限度-交易來治理酸雨污染，并向發電廠免費發放排污許可。

碳排放稅亦并非毫無用武之地。最近，美國參議員已經提出混合策略：對部分行業采用碳交易，對石油和天然氣征收排放稅。其政治邏輯是，如果價格中稅目清晰，消費者對高額天然氣價格并不會見怪。無論是碳排放稅，還是碳交易，凡是以市場為準的碳排放控制策略都是行之有效的。

重視中國因素

對低碳經濟的一種普遍看法是，碳減排一定程度上會制約經濟增長。美國國會預算局研究結論稱：“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預計將降低2010年至2050年間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度增長率，降幅為0.03%至0.09%”。又據最新的一份結合工程項目和各類市場的模型估計，一項高強度的氣候政策的成本將高達全球生產總值的1%至3%。

這對于世界經濟又意味著什么？僅憑美國一己之力難改全球氣候變化的格局，唯有中國等新興國家共同參與，才能扭轉局勢。在中美之間建立最高限額-貿易體系，同時允許排放許可的國際貿易。中國可向美國征收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的超額碳排放費用，而美國并不吃虧，因為中國的碳減排成本遠遠低于美國。

否則，美國可按照進口產品制造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量征收碳關稅。倘若美國和歐盟進行碳關稅結盟，這將極大刺激“不合作”國家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只要進口產品的碳關稅與國內碳排放許可的成本是可比的，無論生產于何地，顧客都必須為其商品的碳排放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