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元首9月25日發表了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重申了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的最重大挑戰之一，展示了兩國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綠色低碳和可持續發展的決心和行動。我國在聯合聲明中明確了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推動綠色低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加快制度創新，強化政策行動，并宣布了推動綠色電力調度、2017年建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推動低碳建筑和交通、制定實施下一階段載重汽車燃油效率標準以及削減氫氟碳化物等一系列具體舉措。這與我國一直以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行動一脈相承，也是我國為全球綠色低碳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我國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戰略，把綠色低碳發展作為生態文明建設重要內容，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顯著成效。下一步我國還將繼續采取積極行動，進一步促進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

一、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有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是控制人為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其中主要是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我國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在相當長時間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仍會持續增加。因此我國著力提高單位能耗和單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經濟產出效益，“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都制定并實施了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及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約束性指標，并將其分解到各個省市，強化節能減碳的目標責任制。2014年與2005年相比，我國單位GDP能耗已下降29.9%，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3.8%，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沒有下降，發達國家平均下降幅度也僅為15%左右，我國取得的成效得到世界公認。“十三五”繼續保持這種下降態勢，我國可超額完成對外承諾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上限。

減緩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排放，一是大力節能，提高能源轉換和利用效率，建立低碳產業體系，促進產業轉型升級，降低GDP的能源強度；二是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進能源結構低碳化，降低能源消費的二氧化碳強度。上述兩個因素的疊加，可使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較快下降。在減緩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時，也將有效減少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等常規污染物的排放，具有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改善生態安全和民眾福祉的協同效應。因此也是我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著力點。實施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將有力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極大地促進節能和新能源領域的技術創新和產業投資，使之成為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和熱點領域，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增就業機會，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低碳轉型。

二、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落實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在2020年后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中，我國提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爭取早日達峰，到203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例提高到20%左右。實現上述目標，核心是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構建高效、安全、清潔、低碳的能源供應體系和消費體系，支撐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同時淘汰落后產能并提高能效，到2020年左右工業部門的二氧化碳排放有望達到峰值，單位工業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50%以上，為實現全國目標奠定基礎。通過優化城鎮體系和城市空間布局，優化交通布局和車用燃料構成，強化建筑節能和汽車燃油經濟性標準，到2020年，城鎮新建建筑中綠色建筑占比可達50%，大中型城市公交占機動化出行比例達30%，同時控制新建建筑物規模和汽車數量，可使建筑和交通部門的二氧化碳到2030年左右趨于穩定并盡早達峰。

大力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實現2030年非化石能源提升到20%左右的目標，是實現降低碳強度目標和達到峰值的重要支撐。到2030年，煤炭比重由2005年的70%下降到50%以下，再加上天然氣比例的增加，單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強度可下降20%。屆時非化石能源供應量將達約12億噸標準煤，是2005年的7—8倍，相當于日本、法國和英國能源總消費量之和。屆時非化石能源裝機將達約13億千瓦，相當于美國發電裝機總量。風電和太陽能發電裝機將均達3億—4億千瓦，水電裝機4億—5億千瓦，核電裝機約1.5億千瓦。我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速度和規模將在世界上雄踞領先和舉足輕重的位置。

到2030年左右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已經成熟，成本可與常規能源相競爭，可以滿足隨經濟發展而增長的能源需求。其后隨經濟社會發展新增加的能源需求則由增加非化石能源供應來滿足，化石能源消費不再增長。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將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轉折點和里程碑，意味著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排放完全脫鉤，走上低碳發展路徑。

三、深化改革，加強低碳發展的制度機制建設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新常態，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資源相協調和可持續性，經濟發展將由資源和要素投入型的粗放擴張增長方式轉向創新驅動型內涵提高的增長路徑。要進一步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求，就要加快推進改革，建立和形成促進低碳發展的體制和機制。

一是切實將應對氣候變化融入國家和省市發展戰略。國家和各省市都實施應對氣候變化戰略，完善應對氣候變化治理體系，提升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能力；在國家和各省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和年度計劃中，制定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約束性目標，加快推進能源革命的各項改革措施，強化各級政府節能和減排二氧化碳的目標責任制，落實企業社會責任，鼓勵公眾廣泛參與。

二是進一步創新低碳發展模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加速發展高新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抑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原材料產業的發展和產品出口，構建低碳產業體系；改革和完善促進低碳發展的財稅金融政策體系、能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資源環境稅費制度，加強能源市場機制改革，逐步取消對化石能源補貼，激勵可再生能源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在全國碳排放交易試點基礎上，于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市場；以市場機制體現碳排放空間和配額的緊缺資源和生產要素價值，引導企業投資導向，吸引社會資金投向節能和可再生能源產業；倡導低碳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強化建筑、交通部門的能效和排放標準，抑制不合理能源需求，探索中國特色的低碳城鎮化道路。

三是加強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合作。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爭取在全球氣候制度設計方面的話語權，統籌考慮各種雙多邊渠道下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討論。大力推進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為推動全球綠色低碳發展和增強氣候適應力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