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晚，在科爾沁沙漠的一片小綠洲中，35歲的萬曉白正在敲擊鍵盤為自己的沙漠草化項目發起網上眾籌，網絡頁面不時彈送有關《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的信息。在兩萬多字的“建議”稿中，萬曉白迅速找到了與自己相關的字眼：“筑牢生態安全屏障。堅持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

此時，90后創業男孩王曉波正在為自己的創意快遞盒上線忙碌著，他希望和小伙伴設計的這款可重復利用的快遞盒能在即將到來的“雙11”，被更多商家認可。他也從《建議》稿中找到了甚至可以寫進商業計劃書的內容：“實施循環發展引領計劃……加強再生資源回收的銜接”。

不管是住在沙漠里的萬曉白，還是正在備戰“雙11”的王曉波，在過去5年，都有一個共同的標簽——“環保青年”。

在道和環境與發展研究所主任葛勇看來，近年來中國年輕人參與環保的方式，已經跨越了撿垃圾、種樹等初級階段，他們能利用創業、眾籌等市場手段更有效地參與環境治理。剛剛發布的《建議》稿中有關綠色發展的多項表述給有志投身生態環保的年輕人提供了更廣闊的天地。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李志青教授注意到，《建議》稿在提及環境治理時，用了“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的表述。在他看來，要實現“十三五”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的目標，必須“全民環保”，尤其需要年輕人用創新的方式來補齊生態短板。

“綠二代”，從被嘲笑到被感謝

萬曉白喜歡叫自己“綠二代”。每當有人詫異這位吉林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放棄在寧波優越的生活，帶著先生和孩子到科爾沁大沙漠治沙時，萬曉白就說，自己是子承父業，16年前，父親也是那么“莫名其妙”就辭了國企的工作，承包了100多畝沙地治沙。

1999年，人們的環保意識遠不如當下，萬曉白的父親萬平辭職去治沙的事情在親戚朋友間引起軒然大波。萬曉白說，提起去治沙，大家都嚇壞了。

萬曉白說，在那個年代，承包一片沙漠去治理，在很多人看來就等于拿生命開玩笑。

治沙的頭幾年，老萬不得要領，年復一年地在沙地上種樹，成活率卻很低，連周邊村莊的孩子見了他都喊“老萬老萬，光賠不賺”。確實，在旁人看來，老萬一家拿著一輩子的積蓄來沙漠里跟幾棵樹較勁真是賠本生意。

雖然一直賠錢，但2005年，萬曉白作為“綠二代”還是毅然加入了這個行列。從那個時候起，萬家人開始琢磨，科爾沁原來是草原，現在要恢復這里的生態，為什么要種樹，卻不種草呢？

從種樹改為種草，萬曉白說，這是讓科爾沁重新穿上本來屬于它的“衣服”。幾年風調雨順之后，萬家修復的約兩平方公里沙地居然變成了草場，甚至還養起了草原雞，賣雞掙回來的錢能反哺沙地修復。

萬曉白說，2011年，他們家在那片小小的綠洲上搞了一個慶祝儀式，慶祝兩代人堅守10年的綠色追求。附近村莊的一位長者專程來感謝萬家父女，并為之前對他們的誤解道歉。因為這位長者后來聽說，萬家人治理的這片沙丘就是離他所在村莊最近的一個，按照測算，如果不是萬家人種草固定了這片沙丘，他所在的村莊可能早就被沙丘吞噬了，這不是沒有先例。

如今，萬家兩平方公里的試驗田里，已經有了300多種野生動植物，完全恢復了“野性”。萬曉白也剛剛被提名我國環境領域的最高獎項——中華環境獎。面對榮譽，萬曉白說，他們一家人這樣的堅守無非就是對自然綠色的追求。

從被嘲笑到被感謝，萬曉白說，這還不是她最想要的。她最希望的，是將已試驗成功的模式在科爾沁5萬平方公里的沙地上復制。

過去16年治沙的錢，靠的是老萬的退休金和積蓄。80后的萬曉白腦子更活，她用眾籌的方式在網上籌集下一年治沙的費用，給參與者的回報是科爾沁的生態糧。

萬曉白也知道，這樣的籌資方式比起老萬時代自掏腰包有進步，但離她要去拯救5萬平方公里沙地的夢想還有很大差距。但11月3日晚間公布的“建議”稿中有關生態屏障的諸多表述，讓她看到了希望——“實施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構建生態廊道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濕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態系統穩定性和生態服務功能”。

“我們趕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閉幕，所有媒體都在等待會議公報，因為那是一份未來5年中國發展的藍圖。

也在這一天，福建省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我國新環保法生效后的第一起生態類環境公益訴訟案件——“福建南平生態破壞案”進行宣判。法院判決，被告謝某等4人要對其破壞的28.33畝林地的生態功能進行恢復，并賠償生態功能損失費127萬元，這也是法院首次在判決中支持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

向法院提起這起生態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之一，是我國成立時間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20多年前，梁從誡創辦“自然之友”時已是花甲老人，而如今“自然之友”的總干事張伯駒兩年前接受這一職位任命時才29歲。

當時也有人懷疑，一個中國最老牌的民間環保組織交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兒，會不會搞砸了？回顧幾年來的總干事生涯，張伯駒覺得自己做得還算順利。在他看來，與梁從誡開創“自然之友”的時代相比，現在的民間組織投身環保有了更多法律和制度保障。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通過的新環保法，明確社會公益組織可以提起公益訴訟。盡管仍有一些環保組織提起公益訴訟時受阻，但相比過去，不僅被立案的幾率高了，而且可以打贏。

張伯駒說，這與2005年梁從誡提出推行公益訴訟卻不被理解的局面相比，有了很大進步。對公益組織來說，運用法律武器保護生態環境也是一種更有效的手段。

同樣感到時代不同的還有美國環保協會北京辦公室的秦虎。10年前，大學剛畢業的秦虎立志要做的是，把學校里學到的全球環境治理的先進經驗介紹給中國政府部門，其中包括美國最嚴厲的環境違法處罰措施“按日計罰”。

然而，環境執法人員10年前面臨的現實是，很多時候連企業的門都進不去，更別說要處罰違法企業了。“一天都罰不了，還提什么按日計罰”，當秦虎跟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推銷”他的所學時，回答他的多是無奈。

但隨著近年來民眾環境訴求的提高，以及政府對環境問題的重視，漸漸有官員愿意聽這個年輕人的觀點了。后來，有的地區愿意嘗試按日計罰，再后來，這項嚴格的處罰措施被寫進中國新修訂的環保法。

秦虎說，自己這一代環保人碰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他注意到，《建議》稿中，關于中國未來的環境執法制度有諸多表述，而他也正在研究一個名為“下一代守法”的課題。因為在嚴格執法后，會有一些企業轉變為守法企業，那么該如何更高效地管理這些企業也就成為新話題。

“環保青”正變得市場化、國際化

90后男孩王曉波大學里學的是計算機，但還沒畢業就研究起快遞盒。一開始他只是覺得快遞盒一次性用過后就扔棄挺可惜的，能不能給它們找個出路，沒想到，到后來越戰越勇，居然靠快遞盒找出了創業路。

王曉波說，自己不是一個純粹的環保青年，他更愿意稱自己為“社會企業家”，用市場、“互聯網+”的方法來參與環保。

一開始，王曉波給快遞盒找的出路是，收集快遞盒之后交給勤工儉學的同學重新加工，但發現這樣成本太高，循環難以為繼。后來，受到國外包裝盒再利用的啟示，他和小伙伴設計了能由消費者直接改造成其他物件的快遞盒——就是在傳統快遞盒里，畫上裁剪線，消費者可以根據這些裁剪線把快遞盒改造成筆筒或收納盒。

王曉波算的賬是，一個普通盒子通常生命周期只有7天，但被改造后，有可能延長至兩個月，這意味著每年將有大量的森林被保全。

大學還沒畢業，王曉波就憑著這個創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去年一畢業，就接著和小伙伴創業，要把快遞盒子開發出更多用途。在即將到來的“雙11”，王曉波希望有更多網購達人選擇這種環保快遞盒。

說到環保市場化，80后女孩張楊做得更高端。今年年初，張楊從政府部門離職，加入了中國低碳聯盟。在這個新機構中，她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推進建立中國的碳排放交易市場。目前，她在緊鑼密鼓進行的一項工作，就是在企業中推行碳交易模擬培訓。

張楊說，在2014年11月中美共同發表的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中方宣布了2030年左右碳排放達到峰值的目標，為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必須加快低碳發展步伐，而碳市場也是實現這一承諾必不可少的環節。對大多數中國企業來說，二氧化碳減排還是全新課題，更別說要把碳作為商品進行交易了。這些短板正是致力于碳減排的年輕人的機會。

在《建議》稿中，關于碳和減排的問題，張楊找到了更詳盡的表述。1個月后，張楊將和一些年輕的同行去巴黎參加氣候峰會的談判，這一次，中國人有更多東西可以放到談判桌上來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