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放開“二胎”，一個新的高生育期到來，國人興高采烈的時候，在光伏產業，卻有那么一批企業高興不起來。

這些企業大都誕生在中國光伏產業的加工業機遇期和電站建設業機遇期。2004年，歐洲開始的光伏電站建設高潮，特別是2007年底之前十家左右中國光伏加工企業在境外成功上市的示范效應，帶來了中國光伏加工企業的高生育期;2013年，中國開始的光伏電站建設高潮，特別是2014年開始的國家對分布式電站的青睞，又帶來了光伏電站建設企業的高生育期。

這些企業的數量究竟有多少，恐怕只有天知道。從海關統計數字知道，2014年5月我國有1500家組件出口企業。從不久前一則新聞知道，目前江蘇省就擁有600余家光伏企業。

讓絕大多數高生育期誕生的光伏企業高興不起來的原因是：光伏產業高速發展，可他們的生存越來越難;光伏產業未來空間無限，可他們的未來越來越不清晰。

不難想象他們的困惑：獲取光伏電站路條，可能你的自然資源最好，可政府認為你規模不夠;拿到電站路條去融資，可能你的投資分析最成立，可金融機構認為你擔保不夠;參加電站建設投標，可能你的性價比是最優的，可業主方認為你資信不夠;巨資建設一個電站，可能你什么都有了，你卻會問建成之后下一個怎么辦?

并不是他們現在已經沒了呼吸的空間，此時的毛利率可能遠高于那些著名企業，但是他們知道，從產業發展史來看，沒有規模難有未來。從光伏是能源經濟來看，沒有規模也難有未來。他們也知道，能讓自己的企業再上規模的機遇期正在離他們越來越遠。他們焦慮的不單是今天，更是明天和后天。

這種擔心是成立的，也是嚴峻的。因為相對中國能源的兩大電網、三大石油、五大電力的歷史形成格局來說，相對市場份額正在快速向規模光伏企業傾斜來說，無論這些企業的數字是多少，這個數字都是太多了，多到伴隨即將到來的光伏產業整合的結束，必將有一大批光伏高生育期誕生的中小企業退出市場。

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心有不甘。于是，這些人做出了另一種嘗試——合作聯盟。

11月7、8號兩天，他們在杭州的古運河邊上召開了“中國光伏企業合作聯盟籌備會”。對于自己的生存、發展之路，他們不想被選擇，他們只想自己選擇。

說到合作，發達國家是有成功案例的。早在1895年國際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會就在英國倫敦召開了。美國2001年農民合作社調查報告顯示，全美共有農業合作社3791個，社員324萬，交易額達到1064億美元。其中銷售和加工服務型約1606個，物資供應服務型約1234個，谷物銷售合作社控制了國內糧食市場60%的市場份額，并提供了占全國出口谷物總量的40%的糧源。除了農業合作組織，當今世界還有一個典型的合作經濟組織——成立于1956年的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這是以工業為主體，以合作銀行為核心的合作社。

但這畢竟都是外國的故事，中國至今還難見成功的案例。原因也很簡單，中國的老話就是：“寧為雞頭不為鳳尾”、“三個和尚沒水吃”。它的實證結果就是國人的奧林匹克運動成績：小球打遍天下無敵手，大球除了女排卻從來只有被動挨打。中國人單打獨斗行，互相配合不行。用“聯盟”主要發起人之一王克超的話說就是：古今中外，資源好整合，人性最不好整合。

對此，“聯盟”的前期籌備也作出了佐證：網上呼吁者甚眾，踴躍參會者百二，正式填表者不過七十，相信最后的聯盟創始會員將會更加精干。

無論如何“精干”，聯盟的核心層都是成功的。畢竟此事僅僅是兩個月前在“老紅看光伏-名人堂”微信群中才隨意聊起、才積極行動的，畢竟已經有一百多家企業到會，畢竟“聯盟”的方向已經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高度認可，畢竟已有企業因“聯盟”背景獲得了5000萬元的業務大單。用這位老板也是發起人之一的高素勇的話說：做光伏幾年了，這是頭一次掙錢。這些事實，既說明“聯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又充分說明“聯盟”核心層的號召力和組織能力。

對于“聯盟”的未來，只要具有基礎產業發展史知識、粗略懂得能源是規模經濟道理、不陌生中國文化的人，多會對“聯盟”的存在，理論上認可現實中觀望。老紅也不例外，歡呼于“聯盟”的誕生，糾結于聯盟的未來。當然也有極而言之者說：怒放完了就快速走向終結。

如果僅僅是根據過往的知識，在聯盟尚未成立時就宣讀它即將死亡的判斷書是一定不對的。因為我們已有的知識只是來自于過去的經濟背景，而今天，一種有強大生命力、過去經濟生活中不具有的背景已經誕生。

這個強大的背景就是：新經濟、互聯網、金融創新、分布式光伏時代的到來，或者用年輕人引以為自豪的話說，就是“小”時代的到來。或許它將改變人們舊有的經濟觀念和經濟形態，或許“聯盟”就是新經濟形態在中國光伏產業的成功代表。

對于“聯盟”能否成為這種成功代表，老紅不敢確定，但是老紅敢于確定的說：無論是“聯盟”還是在“聯盟”門口徘徊的誕生于高生育期的中小光伏企業，面對生存和發展的巨大壓力，你不試一下一定沒有希望。

期待中國光伏產業合作聯盟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