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怖襲擊之后仍將如期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在被委以歷史重任的同時，平添了許多悲壯色彩。即將啟程的政治家、外交家、學者、媒體、商業領袖們，面對并塑造的必然會是一個不同的氣候大會。

恐怖襲擊的影響也許會分散國家元首的注意力，但毋庸置疑的是，相比２００９年的哥本哈根大會，各種“場外活動”已經為會議奠定了非常堅實、積極的基礎；而且，無論談判成果如何，全球發展低碳經濟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大局已定；談判進程和案文仍將充滿不確定性，但會比２００９年謹慎從容，不會出現最后一天需要各國元首協商文件措辭的場景。

這些場外活動展現的是一個非同以往的氣候政治經濟圖景。這個圖景中的核心變化是作為第一排放大國—中國的角色、能源清潔革命的可能性和私營部門的行動。

在2009哥本哈根會議，中國飽嘗誤解和“指責”，如今，中國是當今務實的低碳發展踐行者，同時運用更加成熟自信的外交智慧，發揮了全球氣候行動領袖的作用。根本而言，世界各國的政治雄心源于社會經濟背景的改變：技術進步不斷提升了能源系統低碳化的信心，可再生能源價格大幅度降低，私營部門面對氣候變化的風險和機遇已經真正行動起來，氣候變化公眾認知今非昔比，都將成就政治家的雄心和氣候大會的成果。

中國在過去六年間逐漸形成一個不斷完善的應對氣候變化戰略體系。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綠色發展已成為未來五年規劃的主要戰略之一。2011年，中國第一次在五年計劃綱要中提出碳排放強度降低的約束性目標；2014年中美氣候變化公告中提出要在2030年左右實現碳排放達到峰值；將要在2016年開始的十三五規劃，有望實施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的管理方式。2010年，中國開始在5省8市實施低碳試點，發展到現在的42個低碳試點，已覆蓋了全國37%的人口，54%的GDP和54%的碳排放（2013）；2015年9月，更有十省市在中美城市峰會上宣布提前實現溫室氣體達到峰值的目標。2011年中國在五市兩省開展碳排放交易試點，在運行三年后，建立全國碳市場的時間表被寫入中美元首聲明，2017年全球最大碳市場的啟動日漸清晰。

低碳發展不再被認為是限制經濟發展的成本，而有望成為倒逼經濟轉型，促進創新，形成新經濟增長點的重要領域。為了實現中國INDC（預期國家資助減排行動）中承諾的各種指標，需要調動大約41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這其中的商業、就業和發展機會巨大。

中國還通過雙邊外交努力為直接推動巴黎氣候大會成果做足功夫。2014年APEC期間簽署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公告》是關鍵一步。2015年10月習總訪美期間的《中美兩國氣候變化元首聲明》更將政治愿景轉化成進一步行動的重要路線圖，又一次深化了兩國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深度和廣度。《中歐》、《中印》、《中英》等雙邊協議陸續簽署。法國總統奧朗德在氣候大會開始前一個月前訪華，《中法應對氣候變化聲明》更是觸及到對于2050年遠期目標，國家目標強度持續深化等談判核心議題。可以說，中國對于巴黎氣候大會的成功，誠意十足。

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前，歐洲似乎是最強有力的氣候領袖，而中美被認為沒有做到最好。然而，2015年的巴黎大會至今中美已經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截止11月11日，已經有160個國家提交了預期國家自主減排貢獻方案，為巴黎氣候大會制定新協定打下基礎。

支撐政治雄心的是過去幾年能源領域的革命性變化。由于技術進步和規模化應用，可再生能源價格不斷下降。據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的報告表明，在過去五年中，太陽能與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大幅下降，其與化石燃料或核電廠的發電成本差距日漸減小。在德國和英國，即使剔除政府補貼，風能也是發電成本最低的能源，英國政府已經考慮取消風電補貼的時間表。2014年，德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預計占到總發電量的25.8%，首次成為德國電力供應最大支柱。荷蘭將在2018年前實現整個鐵路系統100%依靠風電，而瑞典有望在2025年實現整個能源系統脫化石能源化(Fossil Free)。即使在非洲開再生能源成為實現電力100%覆蓋的重要跨越性技術，烏干達的KASESE市長計劃在2020年實現100%可再生能源。值得一提的還有互聯網技術進步大大提高了對于能源精細化利用和需求側響應的可能性，這些都從供需兩端不斷減少排放，各國的可再生能源目標也在此大背景下不斷的提升。今年6月，G7峰會上，集團國家領導人達成共識，到本世紀末逐步取消使用化石燃料，計劃205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削減40%到70%，在本世紀末實現無碳經濟。

而當私營部門行動起來，一切都變得非常真實而勢不可擋。“美國商業氣候行動”（American Business Acton Climate Change）提出三點主要倡議：呼吁支持在巴黎氣候大會達成有效減排協議，延續加強本企業應對氣候變化承諾，示范引領行業行動。這其中，蘋果承諾在美國境內的業務，100%采用可再生能源；美國銀行承諾將環境相關業務從500億美元提高到1250億美元，并推動”災害投資行動”，和私人投資者一起建立綠色債券等綠色融資市場。法國最大能源公司之一ENGIE決定未來不再新增任何煤炭相關投資。

推動政治的終究還是民意。2014年9月21日，30萬人參加紐約氣候峰會期間的大游行，被認為是改變美國氣候變化輿論的轉折點。而民意的改變來自于更多的科學事實，不斷刷新的氣溫紀錄，即將無冰的北極夏天，而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氣候，無論窮國富國，都要共同面對。這些都改變著民意。同時，也不斷有事實表明，發展和減排并不沖突。在2009年哥本哈根之前不斷被提到的“推遲行動成本更高(The Costof Delay)””綠色發展(Green Growth)”等概念，到了2015年已經深入人心。

當然，即使所有的國家行動加起來，將本世紀內升溫控制在2度以內，還是不樂觀的。但是只要在努力，就會有希望，重要的是要準確把握減排時機，盡早行動。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曾表示，為了避免最壞情況的發生，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在21世紀20年代得到控制。

恐怖襲擊已經改變了歐洲政治文化氣候，COP21則要影響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2015年冬天的巴黎必將寫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