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霧霾，讓公眾再次體會環保之痛，尤其在巴黎氣候會議召開之際，關于清潔能源的議程再度受到關注。這一次，億萬富翁沒有袖手旁觀，近期比爾·蓋茨、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亞馬遜的杰夫·貝佐斯等明星企業家共同決定投入巨資推動清潔能源研發，據悉目標或高達數十億美元，中國企業家馬云也加入其中。

氣候變化越來越令人關注，巴黎氣候峰會近期在國際上引發不少關注，這次會議有接近兩百個國家參加，基本主要國家的領導人政要都會出席，本次會議目標在于達成一項具有國際約束力的協議并在2020年開始付諸實施。上一次各國領袖如此聚集關注氣候問題并且取得實質性結果，還是在1997年，當年達成了《京都議定書》。盡管《京都議定書》具有法律效應，但是執行起來仍舊存在各類分歧，尤其是國際社會的減排目標與國內的政治主張沖突之際。以美國為例，美國碳排放總量是世界第二，人均排放量是世界第一，美國雖然在《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但是沒有獲得批準執行，如此一來，全球減排任務也就非常難以執行。這次巴黎會議開始之前，美國國務卿克里已經表態巴黎氣候談判不會達成一項從法律上要求各國減排的“條約”。

目前國家推動的氣候協議為何如此難？公共選擇原理已經多次向我們揭示，集體行動存在邏輯漏洞，很難杜絕搭便車行為，因此僅僅有理念并不足以達成一致行動，尤其目前國家差距明顯的情況之下。最大的分歧在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是否應該承擔同樣責任？在過去，發達國家已經走了一遍先污染后治理道路，而如今，發展中國家如果要謀求發展，那么減排就顯得相對次要而且難以完成。在過去，《京都議定書》主要是要求發達國家削減其碳排放，例如歐盟削減8%，美國削減7%，日本削減6%，加拿大削減6%，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沒有具體規定，這是美國沒有執行的原因之一，也引發國際社會不同意見，畢竟新興市場目前也已成為排放量主力。基于經濟實力，中國減排能力和意愿表態還算積極，但是印度之類國家，一方面貧困人口眾多，另一方面比較依賴煤炭，這使得減排壓力很大，因此氣候會議之前印度總理莫迪就很強硬表態，在國際媒體撰文表示“當年依靠化石燃料實現富裕”的先進國家，必須繼續肩負起最沉重的負擔。

如此一來，使得國家推動的氣候協議往往陷入進兩步退一步的局面。當政治途徑走不通的時候，經濟途徑往往可以嘗試打開新的天地。對于清潔能源，私人和企業的介入顯得尤其必要，比如上述億萬富翁群體。這些人不僅僅是富翁，更重要的都是優秀的企業家，如果他們能夠愿意利用他們的企業家才能在氣候問題上做出一些探索，那么這對于社會將是福祉。

不過理性來看，除了億萬富翁的推動，氣候問題最終解決需要時間，一方面是污染嚴重的發展中國家到了可以為了環境放棄更高增速的時候，例如，中國政府在不久前公布的十三五規劃中花費整整一章篇幅表達了綠色政策的決心與措施；另一方面則是更多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的出現推動清潔能源變得更為廉價。污染與氣候問題最終的解決都依賴于市場機制，成本最終是決定大家用什么能源的關鍵因素，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如今全球經濟低迷，能源價格低迷，國際油價前景繼續走低，而國內油價也多次調低，如此情況之下，對于清潔能源來說并不是好時機。不過夢想總還是要有的，萬一能夠更快實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