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小編在北京采訪了前德國能源署總裁斯蒂芬·科勒先生(Mr.StephanKohler)。在這次訪談中，我們聊了德國能源轉型、德國可再生能源未來的規劃、以及他對中國能源轉型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一些見解。

不可回避的，我們也聊到了霧霾。他說，德國五六十年代的時候霧霾污染和現在的京津冀差不多。60年代初，他還是個小孩子，幸運的是他在巴伐利亞州長大，污染沒那么嚴重，但魯爾區就不一樣了。據說當時洗完的白襯衫晾在外面基本上就要落一層灰。不過現在德國魯爾區日均污染物最高不能超過30毫克，已經非常好了。這有能源轉型的功勞，也有德國治霾和減排措施的功效。

德國要在2050年可在生能源占比達到80%，不容易!

筆者：德國要在全面棄核的同時，還要在2050年達到可再生能源占比80%，您認為完成這個目標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科勒：德國要達到這個目標并不容易。其一是要找到性價比高的儲能方式，克服風光電的波動性問題，做到低成本電能儲存。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電池儲能技術還沒有達到我們期望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是一個可選項，但畢竟這個可選項還沒有被確認。

其二就是，提高能效。能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人類對能源的需求減少，這比利用可再生能源更環保、有效。但要達到提高能效的目標，構建智能的能源系統尤為重要。這個智能的能源系統要能以很低的成本實現對波動的能源、電力進行調控和儲存。

無論是實現電能儲存還是提高能效，成本都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德國是一個工業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工業產品出口的國家，我們拼命降低各種各樣的成本，包括能源成本。因此，即使是在實現能源轉型的時候，我們也不能把能源成本過大地提高。

筆者：德國是不是不太重視儲能領域?一些觀點認為，德國通過整個歐洲的能源互聯網和電網相連，從國外采購電力的成本與建一套新的儲能的成本相比更劃算，因此沒有必要花大精力去研發儲能技術和購買設備，是這樣嗎?

科勒：歐洲的電網互聯確實很早就開始了，而德國剛好是在歐洲的中心位置上，比較有優勢。1935年，德國的電網就與奧地利和瑞士相連，這些地方又有水電站，可以做儲能調節;德國的北部風電較多，但德國的南北通道比較小，所以德國有相當多的電是通過波蘭和捷克南下進入德國。目前，我們在大力修建南北電網，這樣就不至于對鄰居國家的電網造成過重的負擔，主干電網建成之后北邊的風電就能送到南方。

在采訪中，科勒先生會現場畫圖做一些解釋

整體來說，把電網的互聯面積擴大，對電網的穩定性會有好的調劑作用。這不是說到了可再生能源時代才加強電網聯系，實際上即便是在過去，電網互聯也是很有意義的，這樣可以利用不同的電源對電網進行平衡。

德國在儲能上更重視與汽車工業的結合。汽車電池要求是非常高的，當它用到一定程度之后性能會下降，但可以轉移到地面上來做電池用。這樣，從車上的電池卸下來在地面上還可以用10年，也就是說我地面的儲能電站用的是二手電池，這樣的話在經濟上就相當劃算。

在長時間儲能上，發展前景比較好的就是氫能。在光電和風電多的時候電解氫，把氫電解出來，氫有各種各樣的使用方式和存儲形式。包括把它變成天然氣，或把它存到氣庫里，汽車還可以用。氫能能夠合成天然氣，天然氣既可以作為熱電聯供使用，也可以給機車做燃料使用。不過，要做到這一點還有很多技術障礙要突破，也有很多競爭對手，要把它做到經濟上實用還有一段路要走。

在補充新能源這一塊，從時間軸上看，2050年以前，化石能源電站基本發揮主要作用。雖然電池儲能技術現在還沒有達到我們的期望，但這是在說2015年到2050年間的事，回想一下35年前我們有什么。35年前我們還沒有手機，35年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會發生很多事，所以說電池是個可選項，在這35年中儲能領域會發生很多事。

德國能源轉型經驗之談

筆者：能源轉型過程中，傳統能源企業將面臨轉型。比如說德國傳統電力公司RWE做過很多新能源方面的嘗試，有成功和不成功的地方。目前國內傳統能源企業面臨同樣的問題，您作為德國能源轉型的先驅對我們有什么建議?

科勒：像RWE和E.ON這些大的能源企業，他們的傳統能源生產是肯定逐漸要削減的。一方面是傳統能源在削減，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在增加，比如說我們一方面在削減核電，一方面又需要建立海上風電，這種大公司現在在海上風電項目上就已經有大量投資了。大概到2020年，德國還要投資1000億歐元到海上風電以及其他的可再生能源方面，這時候就可以看出來，能源公司在能源領域有很大的投資空間。

未來德國可再生能源的機會大概分為三大主要部分，一是分布式生產，比如在居民自家的屋頂和院落;二是大量的海上風電作為集中式電站在海上做，這需要大公司的參與;三是一個新的領域就是智能電網，因為可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用戶的需求也是不穩定的，如何調配需求和供給?這時候就要建立龐大的保障系統，這就是新產生的業務領域——能源系統&能源服務領域。

筆者：無論是對電網還是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投資，可能都意味著未來的電價會進一步提升。德國是如何應對電價問題的?

科勒：考慮到價格就涉及成本。但當我們考慮成本的時候，不能只考慮能源的成本，或是電力的成本，更要看環境成本。雖然現在可再生能源在電力成本上還不能與化石能源競爭，但如果綜合考慮環境成本和氣候成本，比如，我們現在有針對化石能源造成的損害收一定的罰款，這時你就會發現可再生能源是比化石能源經濟的。所以我們采取的政策是收那些化石能源的錢來補貼可再生能源。現在中國做得非常好，中國在全國范圍做碳排放交易試點。這樣的話就把化石能源造成的環境和氣候的成本補充到成本里，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經濟性，所以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

筆者：有人質疑中國可再生能源補貼過高。您曾經對德國可再生能源補貼過高提出質疑，當時德國政府可能因為一些原因沒有采納，但2000年之后又開始削減這個補貼。您認為可再生能源的補貼應該控制在什么范圍內，有什么參考依據?

科勒：當時德國發展可再生能源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風光電發展都很快，但相應的電網建設沒有跟上。雖然都說要從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轉型，但大家沒有想到從化石能源轉型到可再生能源是要有一個過程的，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德國規定光伏是無條件固定電價優先上網，而且這項政策在未來20年內都有效。但我的觀點很明確，就是取消可再生能源的固定電價優先上網，用招標形式來取代。對我們來說，目標是用最低的成本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這是我們的目標。

比如讓我制定政策，我就會把2016年可再生能源減少二氧化碳設定成定量任務，作為標書賣出去。接下來，不管是風能、光伏還是生物質的(企業)，都會愿意參與競爭。這樣哪個招標人價最低誰先得，一方面把二氧化碳排放減少了，另外一方面把價格也降低了。這樣的話大家就拼命開發新技術提高技術水平，因為參與競標不知道競爭對手水平怎么樣，于是乎就拼命爭奪這個，這樣子大家就把競標成本減下來了。刺激了技術的進步和發展，我認為這是最好的。

再比如，我現在在和戴姆勒公司合作，將可再生能源發的電存到電動汽車，這個項目不需要國家補助，也無需優先上網的原則就可以自己消納。德國能源轉型從2000年到2015年，采用固定電價補助政策的確對可再生能源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現在到了新的時間節點，我們應該拋棄這個政策，采用更市場化的形式，讓可再生能源的生產者自己來解決消納的問題。

筆者：還有人質疑為什么中國會出現可再生能源補貼拖欠的問題，德國遇到過嗎?

科勒：對中國的情況不太了解，但德國沒有補貼拖欠的情況。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首先國家不干預這個錢，不是對整個發電進行補貼，而是發的電放到網上去，上網的電價中包含了可再生能源附加費，最終這個費用是由全體電力用戶來交的，所以是收電費的時候就把補貼錢收了，收完電費之后就把補貼的錢分下去了，而且是按月就把錢給了。所以在德國不存在這個問題。因此，最重要的就是國家不要管收錢的事兒，而是由國家規定好這個錢應該誰收，收上來了應該給誰。

減排&能效&治霾，全世界期待著中國榜樣

筆者：上個世紀60年代，德國也經歷了很嚴峻的霧霾的考驗，德國是怎樣做的?

科勒：我們當時治霾的時候用了兩個策略，第一個是加了大量廢棄處理裝置，我們要處理顆粒物，要減少二氧化硫，氧化氮;第二個策略是不怎么樣，把煙囪弄得更高，最高的三百米，把粉塵顆粒物面積擴大，于是就把污染范圍擴大了，這不是什么好辦法。干這事的不光是德國人，英國人也干，都說把顆粒物弄遠點。結果我們這兒的霧霾少了，都飄到挪威瑞典去了，這不是個好方法。

(在德國魯爾區霧霾嚴重時期，北威州的公路邊安置了機動車限行標志，圖片來源于網絡)

筆者：這個霧霾情況持續了多久呢?

科勒：差不多用了10到20年的時間。我覺得現在就不錯了，總有“好人”覺得還不夠，要改善。中國現在的污染還是很嚴重，最高的時候達到600PPM，就是600毫克，在河北也好北京也好都非常高。現在在魯爾區日平均最高不能超過30毫克，限制很嚴。北京現在平均70。

(改造前的魯爾區，圖片來源于網絡)

筆者：當時是否也對高排放企業采取了一些強制措施?

科勒：顆粒物是有不同的來源的，汽車也污染，特別是對小汽車有限制。柴油車排放比汽油車多，有特別限制。在德國有個問題就是汽車壽命比較長，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就是說你排放高，交的稅就高。如果車排放少，交的環境稅就少。還有一個在所有重要的煙囪里都安放了國家的檢測裝置，一旦超標，就不允許再運行，這個控制也非常嚴格。

筆者：您這次來中國，聽說也是與河北空氣治理有關?

科勒：我們這次和河北的合作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在咨詢層面上，找到一些方法能提高能效，減少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在技術層面上，通過一些項目把具體技術帶進來。比如，我們如何提高煤炭使用效率，一方面減少污染，另一方面減少煤炭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類似我們在柏林建的歐洲能源科技園，這個區域把建筑節能、高效的能源系統、智能電網等等綜合在一個城區，這是未來城市的一個縮影。我們這一次就是在討論如何把這種形式移植到中國來，我們正在討論和河北省廊坊市固安縣做一個類似的示范，范圍比德國大。

筆者：巴黎氣候峰會引起全球減排熱潮，中國在減排方面做出了一些承諾。這對于高耗能企業來講是機會也是挑戰，您對中國有什么建議?

科勒：中國現在已經發展起來了，約有6億人的生活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但仍然有大概7億多人還處于發展中國家生活水平，所以說中國還有要幫這7億人發展起來的任務。中國一方面要保護氣候，一方面要發展，怎么辦呢?如果中國能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一個模范帶頭作用，向全世界展示一個國家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做到氣候保護，做到二氧化碳減排，就給全世界樹立了榜樣。以后的發展中國家就能以中國為榜樣，這樣我們這個世界的二氧化碳減排才有希望。德國只有幾千萬人，不足以作為世界的典范，如果中國能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能做出一個典范，全世界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