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市場的主導性作用至關重要,政府要從計劃經濟下追求大包大攬的大政府思維轉到市場經濟下法無授權不為的小政府思維。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經說過：“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如果能夠將這兩個驅動力結合起來，中國智慧城市的概念呼之欲出。

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自2012年以來逐年升溫,多部委輪番下發相關指導意見，各地方項目頻頻上馬，各個級別、規模和發展階段的城市試點層出不窮。從城市規劃機構到各種軟、硬件企業,只要能沾上邊的,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和產品。與此同時，城市規劃、城市設計、計算機、經濟學等多學科也都將智慧城市作為重要課題進行專業研究。

但就目前已經落地的項目來看，大都是就項目論項目，為了智慧而智慧，并沒有基于城市具體的需求和問題進行相應的思考、統籌與規劃。如果按照當前的發展思路，中國的智慧城市恐怕會永遠與理想隔著一層玻璃。

正所謂“欲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要真正地弄明白智慧城市該如何建設,還要回歸到城市發展的本源上來。簡單地說，人到城市主要兩個目的：商品交換和思想交流。今天，以阿里巴巴、京東為代表的電商已經將商品交換這項工作做到了巔峰，讓城市商品交換變得極其便利。

在“互聯網+”時代,商品交換和思想交流方式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產生了新的業態。而為了能夠很好地契合與這些新變化與新業態，就要求出現新的城市空間組織模式，這也就是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

朝這個方向努力，中國目前最需要做的，是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政府換思維

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市場的主導性作用至關重要,政府要從計劃經濟下追求大包大攬的大政府思維轉到市場經濟下法無授權不為的小政府思維。這種計劃經濟思維和市場經濟思維的差別來自于正確地認識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關系。計劃經濟更加適用于高度確定的時代，用國家計劃和行政命令規定每一個人每一個時刻應該做什么，然后就能產出確定數量和質量的產品。可惜的是，這樣的社會在現實當中并不存在。現實中人們面對的是高度不確定性的市場，解決不確定性問題，需要的是市場機制與競爭創新，是讓市場去配置資源。而要積極地擁抱不確定性，積極地創新，就需要給政府套上權力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同時給企業一張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

政府還需要第二張清單，責任清單。它要為不確定的市場創造堅實的法律、制度保障，創造公平公正公開的自由市場環境，也需要摒棄一畝三分地思維，打破行政、地域壁壘。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時代，城市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是開放的，因此打破信息孤島、打破部門壁壘、增強協同協作，是建設智慧城市必不可少的要件。

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建設智慧城市的最終目標之一，是要進一步為城市產業更智慧地發展做出貢獻。現如今，招商引資模式已經不再適用城市發展，人口的空間遷移和產業的空間變遷才是重塑城鎮空間的基礎性力量。政府不能決定企業在哪里投資，不能決定個人是否到哪個城市發展，但政府能創造和改善企業發展、個人發展的空間環境、生活環境和制度條件，讓企業發展得更有競爭力，讓個人生活得更幸福。

政府在進行相關規劃引導時，還需要特別冷靜的思考“頂層設計”這次詞。頂層設計來自于哪里？它是信息工程中的一種設計方法，適合于處理邊界條件已經確定的工程性問題，屬于執行層次的思想方法。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產業在不斷轉型升級，人口在城市間流動、聚集、分散，所以邊界條件是高度不確定的。智慧城市首要解決的是“做什么”問題，而不是“怎么做”的方法，城市選擇“做什么”不是靠邏輯推理，而是靠價值評估，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進行有風險的判斷。這種戰略層問題，因為不確定因素太多，嚴謹的頂層設計思維是無法適應的。

企業轉方向

現在主導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企業都是過去30年成長起來的大型信息企業，實力和資源不容置疑，但是豐富的商業案例表明：上一輪競賽的優勢往往會成為下一輪競爭的負資產。智慧城市的發展涉及到理念、模式、技術的全方位轉型升級，企業在適應這種轉型的過程中面臨的首要挑戰往往來自企業自身。所以，企業在進行智慧城市發展探索時要時刻警醒自己，時刻準備進行全方位的轉型升級。

轉型過程中，以前的技術主導思維必須轉變。從幾年前智慧城市概念傳入中國,一時間大數據園區、云計算中心的建設遍地開花,但大部分都是為了建設而建設,將技術落地作為了智慧城市發展的目的。在下一步，智慧城市的發展目標必然會轉變到讓城市在區域競爭合作中更有競爭力。企業要跟得上這種轉變，適時地、有針對性地提供產品與服務。

企業還有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挑戰，就是在傳統的智慧城市項目中,企業主要是為政府優化內部職能提供產品與服務,例如優化交通管理、監控違章、處理罰款等。而在真正的智慧城市中，企業的發展機遇是對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務提供的優化。企業應明確這一點,在為政府提供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時及時地改變傳統商業模式,從智慧城市產品經銷商轉變為服務商。

中美應攜手

毫無疑問，中國智慧城市發展將大有可為。伴隨這種前所未有的發展，也將會產生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等待人們去一一作答。

在傳統的經濟學分析當中，分工、交易、信用、定價等關鍵詞成為核心。但是在今天，市場經濟正在快速重構。比如在“互聯網+交通”領域，以優步和滴滴為代表的新興企業非常好地降低了因分工產生的各工序之間的溝通轉換成本。在高峰時段，優步采取的靈活定價機制，成功地解決了困擾全球經濟學家幾百年的問題。進一步來看，在“互聯網+”語境下，凡是基于信息不對稱的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打擊，凡是基于信息不對稱的環節都將被互聯網顛覆，凡是基于信息不對稱的既得利益都將被互聯網清剿。面對這種現實情況，新的經濟學理論有望誕生。

與此同時，全球經濟版圖也將重構。過去30年,全球經濟格局是歐美發達國家研發,非洲、南美、澳大利亞等資源國輸出資源、能源到中國,在中國制造加工完成后進入到全球價值體系。中國承擔的是中低端的制造業,高附加值產業基本由歐美發達國家占據。當前，這種格局正在被打破，產業轉型升級已經成為中國在“新常態”下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能源領域的改革、智慧城市建設等戰略舉措將引領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上升到新的位置。

具體到智慧城市發展問題，中美兩國將成為驅動核心。在“互聯網+”時代,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企業大部分都來自于中美兩國。去年9月份習近平主席訪美之旅的首場活動是參加在西雅圖舉行的中美互聯網產業論壇，28位中美互聯網大佬都深切地體會到了中國當前新型城鎮化發展中蘊含著巨大的互聯網力量,同時潛藏著巨大商機。兩國不管是在資源、人才的儲備,還是政策、價值觀上,對智慧城市的發展都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可以預見,智慧城市的未來發展也將由中美兩國攜手引領。

在這一過程中，虛擬層面的互聯網和物質層面的基礎設施網絡、能源網絡將出現融合趨勢，讓生產空間更加集約、生活空間更加宜居，生態空間更加山清水秀，從絕對優勢走向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將最終成為中國智慧城市發展的目標路徑。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交通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