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國際油價低位運行，應從國家發展和能源安全的戰略高度，健全相應的緩沖機制以應對國際油價波動帶來的沖擊及影響，保障我國能源安全，促進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黃震表示。

黃震說，石油是現代工業的血液，是國家和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原油和成品油消費量逐年快速增長，我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同時，供需缺口也越來越大，原油對外依存度不斷上升，至2015年已超過60%。因此，國際油價波動對我國經濟產生的沖擊和影響也不斷上升。

黃震認為，自2014年下半年開始，國際油價低位運行，對我國經濟發展既帶來了發展機遇，又產生了不利影響。從積極方面來看，油價的下跌無疑具有“成本紅利”效應。低油價有利于我國多個行業降低生產成本，增強企業盈利能力，油價走低還可以大幅降低我國原油的進口成本。因此從國民經濟運行的宏觀層面來看，油價下跌有助于降低我國通脹壓力，提升我國國際收支能力。然而，油價下跌使得傳統能源企業受到不同程度的利空影響，其中以采掘業占比較大的能源企業首當其沖。同時，使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失去經濟性和競爭優勢，對清潔能源產業發展產生擠出效應，尤其對正處商業化階段的可再生能源，在配套市場環境不成熟、不完善的情況下，發展嚴重受阻。一些高耗能企業因油價下降、成本降低而喪失轉型升級的動力，節能的經濟效益減弱，驅動力喪失。導致我國進一步加大對石油的依賴度，不利于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和清潔能源產業的發展。

黃震表示，盡管國際石油市場的供求基本面在短時期內不會發生重大翻轉，但長期看，石油市場仍然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價格應該主要反映石油生產的邊際成本。在目前的石油生產條件下，一桶石油的邊際成本應該在65美元/桶左右，這也是對許多依賴石油出口作為主要財政收入來源的產油國比較合適的價格。長期看，國際油價的理性范圍將在65美元/桶~85美元/桶。如遇地緣政治劇變、極端氣候以及特殊金融因素等情況，則不排除油價會急劇上升。高位運行的國際油價，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更加不容忽視。因此，黃震建議：

第一，要借勢加強石油儲備，把握國際油價下跌機遇，盡快完善石油的戰略儲備體系、提高石油儲備能力，保障石油供應安全和平抑油價大幅波動的沖擊。我國的戰略石油儲備起步較晚，尚存在相關法律不健全、儲備基地選址和儲備方式過于單一、吸放儲政策不明等不完善因素。因此，應趁本輪低油價的時機，借鑒國際發達國家經驗，制定自己的石油戰略儲備計劃，加快建立和完善戰略石油儲備體系。在國家儲備能力一時無法滿足需求的情況下，一方面要加緊二期戰略儲備工程的建設，另一方面可以租用民間、社會的儲油裝置。戰略石油儲備可以采用市場化的商業儲備概念，抓住這一契機引入各方資金，吸引民間企業參與，提高石油儲備能力。

第二，建立完善的石油金融戰略體系，防范國際石油價格風險。我國在國際石油消費和生產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在油價形成機制中不應只是被動的接受，而應主動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貨市場，最大限度地反映全社會對石油價格的預期，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爭取在原油市場的定價話語權。因此，趁油價在相對低位的背景下，抓住油價觸底窗口，適時推進原油期貨的上市。我國能源企業應借鑒國際油企的經驗，積極參與期貨市場交易，對沖在石油貿易中的價格風險。

第三，加強能源自主開發和實施石油供應多元化戰略。優先加強國內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備儲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給率。制定相關政策，支持和鼓勵勘探新理論、新技術的研究與應用。依靠科技進步，降低油田開發成本，提高采收率，延長穩定期。實施石油供應多元化戰略，“一帶一路”區域內，油氣資源豐富，在全球的石油資源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在我國“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背景下，加強與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應加強技術和資本的輸出，趁油價低位運行的時機，在全面評估沿線國家資源儲量和地緣政治風險分析的基礎上，加大資源的投資和并購力度，購買競標一批新的權益油（氣），分散我國境外投資風險。利用中方企業技術優勢直接介入一些資源國的石油上、下游工業環節，建立相應的煉油廠、發電廠等，直接轉換為能源消費產品，造福當地居民，形成長期穩定的互補合作關系，同時為我國的能源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第四，把握國際油價下跌機遇，盡快實施環境稅/碳稅，刺激能耗降低，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促使能源企業和消費者轉向使用更為清潔的燃料，不斷減小對石油的依賴，緩解未來油價波動的影響。同時為政府增加財政收入，加大政府財政對再生能源、清潔能源支持力度，加快能源結構調整，促進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過渡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