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主要從事宏觀經濟和能源問題的研究。

一條沒有先例的低碳之路

長江商報：怎么做才是真正的低碳，并讓公眾參與其中，真正感受到幸福呢？

管清友：現在有幾種解讀，一種是“零碳”，這個是不可能的。第二種是達到一定的減排目標，像中國現在說2020年實現40%到45%的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我們如果實現這個目標了，我們就是“低碳”的。還有一種是相對某個參照水平而言的，比如這個城市的工業碳排放量，比全國工業的排放平均水平要低，那么，相對全國來講，這個城市就是低碳的。

如何讓公眾切實地感受到低碳的幸福？我覺得可以學習杭州，給市民免費提供5萬輛自行車。或者像四川廣元，把工作做在實處，大力開展低碳生產生活方式進社區、進企業、進機關、進學校活動，優先發展使用民用燃氣、節能燈、沼氣等等。

長江商報：低碳城市有什么標準嗎？

管清友：現在公認的大致有4個方面的指標。一個是單位碳的生產能力，單位碳排放所產生的GDP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就應該算是低碳的。高出全國先進水平，那就是屬于超低碳的。就是碳的生產力要高。

第二就是碳消費指數。別人一個人生活排放兩噸碳，你現在只排放1.5噸碳，那你就是低碳。

第三就是碳的能源指數。就是可再生能源開發比別人多，用得比別人好，那么就是更低碳了。

第四個方面則主要是從行動層面來考察的，如果你說自己城市低碳，那么有沒有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比如是否制定了具體可行的減排計劃，是否在稅收上給予新能源一定減免優惠，是否對高碳行業發展有一定限制措施，是否把低碳納入現有政績考核指標，是否建立相應的社會評價、監督、審計機制………

長江商報：但是，事實上，這些都沒有先例。低碳發展的道路在發達大國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但我們現在已經不具備發達國家當時所擁有的國際資源環境條件和大氣空間環境。我們現在處于一個什么境地中？

管清友：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在發達國家積累社會財富、實現現代化繁榮的過程中，碳排放空間還未被認定為一種緊缺資源，發達國家也沒有意識到溫室氣體排放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近幾十年來，溫室氣體過度排放的后果被許多科學家所證實，人類也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問題上達成了諸多共識。但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的同時，也遇到了能源資源供應緊張，碳排放空間被嚴重擠占的情形。也就是說，已經沒有足夠的碳排放空間，來保證我們按照常規的方式來實現經濟發展。

客觀來看，中國設定的減排目標極具挑戰性，難度非常大。中國“十一五”規劃提出用5年時間使得單位GDP能耗下降20%。2006-2008三年的能源消費增長速度和GDP增長速度已經顯示，這一調整幅度太大，不容易完成。從短期來看，由于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并不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一旦實施減排，成本是馬上就會產生的。要搞低碳經濟就得犧牲別的目標，可能要犧牲GDP的兩個百分點，或者一個多百分點。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需要同時解決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環境保護和承擔國際責任四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樣積極的減排行動是非常難的。這也是中國政府在減排目標問題上持相當慎重態度的重要原因。

低碳背后的政績沖動和現實之難

長江商報：我們注意到一個現象，以前一些城市說要搞循環經濟城市，后來是園林城市、森林城市，現在叫低碳城市。這樣的低碳完全是表面形式，換湯不換藥。

管清友：這里面確實有很多城市在考慮走一條與傳統發展模式不同的道路，特別是一些資源面臨枯竭的城市以及一些新能源裝備制造業城市。但也應該看到，許多城市是在跟風，目標并不是很明確，也沒有什么約束性，沒有切實可行的舉措，沒有配套的政績考核機制和監督力量，也沒有充分發動公民、企業、社會團體一起參與，而相應的社會評價、監督、審計機制更是鮮見。

從深層次上講，這種情況的出現其實是由這樣幾個原因決定的：首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絕非一日之功。對于打造低碳城市來說，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但我們看到大部分城市，特別是二三線城市是沒有動力去做這個轉變的，這有政績沖動的原因，也有客觀條件不充分的原因。其次打造“低碳城市”，要有配套的公共資金、要有相關政策的支持、要有相應的稅收優惠措施，各地其實也是希望得到政策的陽光雨露。從理論上來講，勞動、資本、能源資源、技術都是生產要素，是經濟增長的基礎。低碳主要是指減少單位GDP能耗和碳排放，也就是降低能源強度和碳強度，這就需要大量的資本和技術投入來替代能源資源的消耗。因此，低碳城市的建設是需要大量投資和技術創新的。很多城市希望抓住這樣的機會：既增加了投資，也改善了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一舉多得。

當然，也有一些地方對所謂低碳城市建設持慎重態度。低碳城市建設會產生一個兩難境地：一方面地方政府害怕錯過新能源發展和產業升級的契機，另一方面又擔心搞“低碳”在短期內影響地方經濟增長。

當然，“零碳”是不可能的，哪有可能會有零碳的事情？國外有“接近零排放”的說法，但沒有什么“零碳”的說法。搞低碳要講科學，光講漂亮口號、走極端是沒法可持續的。

長江商報：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來說，特別是民營企業在低碳經濟中已經遇到各種障礙，原因是什么？

管清友：以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太陽能光伏發電為例，到現在上網價格仍然未定。對于企業來說，這些太陽能光伏電站投入成本較高，上網電價遲遲不出，對企業來說是一個沉重的包袱。目前只能控制和放慢對太陽能發電的投資力度。風力發電領域采用招標電價的方式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拿到項目，把電價越壓越低，這十分不利于風電行業的發展。

而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補貼電價。建議可以爭取準入制度，對投資企業有資質方面的要求，適當提高一點電價，既防止市場混亂，又利于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我們長期的壓低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基礎資源的價格以及電價既不利于低碳能源的發展，也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長江商報：我們看到政府性活動，包括世博會、亞運會……主辦方都表示要采取“減碳”舉措，但是在沒有科學統計各項碳排放數據的情況下，低碳前景并不清晰。

管清友：還是要有一套比較明確的、量化的指標，讓公眾和企業看到低碳的榜樣和前景。我們可以借鑒很多國外的經驗，以都靈冬奧會和德國世界杯為例，他們的做法都是通過“碳中和”的方式，對不可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做出了彌補。都靈的做法是在意大利投入可再生能源項目，在肯尼亞植樹等，而德國則通過在印度和南非支持清潔能源項目，達到了同樣的目標。

盡管北京奧運會的碳綜合評估報告始終沒有正式公布，但在奧運結束一年后，北京產權交易所還是做成了一單買賣。奧運會期間，有8萬多人參與的綠色出行活動，總計減排二氧化碳近9000噸，這批碳指標被一家汽車保險公司以27萬元的價格買下，用于抵消其運營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從而成就了國內第一例自愿減排交易。

可以發現的是，截至目前，上海世博會已經通過綠色出行鼓勵參觀者中和自己的碳足跡，我希望未來的廣州亞運會、深圳大運會和西安園博會等大型活動都能夠探索低碳方式。實際上，低碳不是一種方式，而是很多方式。低碳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公眾和企業身上。

破除政策制約最為關鍵

長江商報：在低碳經濟建設中，政府的作用如何發揮？

管清友：在政府、技術、市場這三個環節中，政府是被排在第一位的。低碳經濟是一種新的市場經濟形態，是一種規制經濟，規則經濟，天然地與政府聯系在一起，政府在低碳經濟發展中大有可為。但其行為方式應該遵循市場規律。政府需要去積極推動，并為新能源技術的應用創造環境和條件。首先，政府需要創造一些激勵機制與政策去促使新技術的誕生；第二，通過一些法律法規來規范高碳能源的使用；第三，建立一套基本的機制，可以把清潔能源順利傳遞到用戶手中，這里的用戶包括工業用戶和個人。并且，政府間的合作也異常關鍵。

此外，政府在制定行業政策的同時，首先要加大財政投入，包括預算安排要加大力度，加強節能投資，并在加強投入的過程中不斷創新和完善投入的手段。

當然，單方面依靠政府行政命令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更多的還是得依靠價格、競爭等市場機制去完成，比如“讓清潔能源更便宜，讓能耗大的能源使用起來成本更高”。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努力營造一個良性、公平的市場環境。目前能源資源的低價格政策扭曲了市場供應，導致過度消費，無法彌補環境成本，也無法有效實現節能減排。生產要素價格改革不僅僅是一個價格問題，它是一個大局問題，涉及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資源流動引導，甚至涉及到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問題。我們應該高度重視這個問題。

長江商報：發展低碳經濟必須借助金融、財稅手段，在這些方面我們應該做些什么調整？

管清友：最重要的還是要改革現行的稅收體系，比如盡快出臺資源稅，并在適當的時機要出臺碳稅。此外，我們還可以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例如英國建立碳預算的做法，把發展低碳經濟放在國家財政預算范圍內。從事新能源的開發，我們感到政府政策指導至關重要，尤其是財稅政策。例如風能這樣的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免收增值稅。此外，我們從事的節能減排服務，現在稅收的問題也仍沒有得到解決。在稅收方面缺乏一些相應激勵。

要盡快分解碳強度指標，促進國內碳交易市場的發展，以金融手段和市場手段促進節能減排。在碳減排稀缺性的情況下，價格信號非常重要。如何圍繞價格，形成一個公開、公正、透明的市場機制，顯得更為緊迫。正如證券市場，應考慮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形成，指標分配、場內場外交易、現貨交易、期貨交易等體系的建立。只有這些市場層次建立起來，并確定市場的參與者，完善自我監管機制和核證審計制度，才能真正發揮金融杠桿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