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作為國家的基礎產業和戰略資源，一直都是全球治理與國際合作的重點。

20世紀下半葉，全球能源治理具有典型的二元博弈特征，博弈主體是代表石油生產國利益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和代表西方石油消費國利益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下屬的國際能源署(IEA)。進入21世紀，隨著各國對能源安全的關注度不斷增強，全球能源治理有了新發展。

一方面，治理機制逐漸完善。為了應對冷戰后各種能源問題的挑戰，國際能源組織作為全球能源治理的主要參與者采取積極行動，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其中，一些國際能源組織將其職能進行延伸，一些原本不具備能源治理功能的國際機制也新增了相應的職能。

作為最重要的國際能源組織，IEA早已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制衡歐佩克的工具，而是致力于提高世界能源供應和需求結構、促進國際能源合作、協助整合環境與能源政策。為此，IEA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與歐佩克的交流與磋商，以共同維護國際石油市場的穩定；依托八國集團(G8)的平臺，建立與俄羅斯及G8峰會特邀與會的中印等新興經濟體的合作關系；高度重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推廣清潔能源，以應對全球能源發展和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從2005年開始，IEA總干事每年都會借參加峰會的機會向峰會提交提高能效的建議書。

另一方面，全球能源對話不斷推進。能源安全的全球屬性使得開展全球能源對話成為協商解決能源問題的必然選擇。

經濟全球化和石油市場一體化進程，令歐佩克與IEA之間的矛盾不僅遠不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突出，雙方相互依賴的程度反而不斷加深，這為能源對話奠定了基礎。1991年，能源消費國和生產國的能源部長在巴黎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能源對話”。會議上，雙方確定了能源部長年度會晤機制，成立了專門負責雙方交流與合作的機制——國際能源會議，2000年改名為國際能源論壇(IEF)。如今，IEF已發展成為一個全球能源對話平臺，充當著“全球能源對話的中立調解人”的角色。IEF還聯合歐佩克、IEA、APEC等機構建立了迄今唯一覆蓋全球的月度石油數據共享體系“聯合組織數據倡議”。

除了歐佩克和IEA之間的能源對話外，近年，作為世界最大能源消費主體的歐盟與歐佩克之間的能源戰略對話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從2005年雙方在布魯塞爾舉辦首次能源戰略對話至今，類似的高層能源對話已舉辦11次。對話內容主要包括交流各方能源政策、介紹能源領域最新行動和經驗、探討國際能源熱點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成立的二十國集團(G20)正逐漸成為傳統能源消費大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對話的一個重要平臺。由于G20成員既包括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又有中印等新興市場國家，因此G20峰會相比G8峰會更具有全球性。

當前，國際能源安全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這成為全球能源治理發展的主要動因。

第一，能源供應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全球出現除中東外的多個石油供應中心，俄羅斯、中亞里海地區、中南美洲和非洲的石油儲產量大幅增長，國際石油供應格局隨之發生較大變化。中東雖然還是全球石油供應的最主要地區，但世界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在不斷下降。

全球天然氣產業也在蓬勃發展。2002年以來，全球天然氣探明儲量快速增長。其中，北美地區及歐洲和歐亞大陸位列探明儲量增速最快的前兩位。從產量來看，全球天然氣產量在2002年至2014年間增長了37.1%，而同期石油產量增幅僅為17.2%。得益于頁巖氣開發，美國逐漸成長為世界第一大天然氣生產國。處于新石油供應中心的產油國和美國等新興天然氣大國，自然希望在新國際能源秩序構建過程中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

第二，能源資源的爭奪進一步加劇。與20世紀下半期相比，當前參與能源資源爭奪的國家更多，涉及地域更廣。近年來，除了發達國家的能源需求長期居高不下以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使新興經濟體的能源消費需求也不斷增加，導致競爭更趨激烈。為保障本國能源利益，發達國家竭力維護全球能源市場的主導權，不斷強化對能源資源和戰略運輸通道的控制。能源出口國加強了對本國和本地區能源資源的控制，并構建戰略聯盟強化自身利益。中印等新興市場國家雖然缺乏強有力的軍事實力和金融杠桿，難以撼動現有國際能源秩序，但日益增加的能源進口依賴使他們身不由己地被卷進全球能源爭奪的漩渦之中。

第三，全球能源市場波動更加頻繁。21世紀以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帶動石油需求增加，直接導致國際油價飆升，并造就了一場有史以來最為罕見的油價牛市，WTI價格在2008年7月甚至創下每桶147.27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隨后，金融危機引發油價急轉直下，到2008年年底跌至每桶近31美元后才逐漸企穩。此后，在各國政府救市和歐佩克減產等積極因素的推動下，油價緩慢回升。然而，2014年下半年，國際油價再次暴跌，到2015年年初時已遭遇“腰斬”，至今仍在每桶30美元至40美元的低位徘徊。

一系列數據顯示，近年能源市場的動蕩并不是由能源供求嚴重失衡引起的。根據BP《2015世界能源統計》，2014年全球石油產量和消費量分別是42.2億噸和42.1億噸，天然氣產量與消費量分別是3.46萬億立方米和3.39萬億立方米，油氣產量和消費量基本均衡。然而，為了滿足各國經濟發展的能源需求，全球能源產能需要保持一定增速，這確實給全球能源市場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此外，金融資本瘋狂投機形成的“投機溢價”、國際局勢動蕩形成的“安全溢價”和生態環境標準提高形成的“環境溢價”也是能源市場劇烈波動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仍將是未來國際能源市場上最大的潛在風險。

第四，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各方激烈博弈。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性能源安全問題，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將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并列為人類面臨的兩大挑戰。盡管目前人類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緊迫性認識基本一致，但由于氣候變化問題涉及各國核心利益，這使各國難以就綜合治理這一問題所應采取的具體措施達成共識。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針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分歧很大，雙方圍繞排放權談判博弈日趨激烈。發達國家依靠技術、資本優勢發展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推行碳排放交易，強化經濟競爭優勢，同時通過設置碳關稅和環境貿易壁壘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進一步擠壓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使后者不得不面對溫室氣體減排和低碳技術產業競爭的雙重挑戰。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世界能源市場的成員逐漸增多，全球能源治理將變得愈加復雜。如今雖早已越過零和博弈階段，合作共贏成為世界主流，但能源所具有的經濟、政治等多元屬性決定了全球能源治理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面對著能源安全這一全球性的公共產品，各國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將全球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以全人類的福祉為己任，真誠地推動全球能源治理的發展呢？也許只有解決了這一根本問題，我們才能理順全球能源治理的思路并邁開實質性的合作步伐。

(作者為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