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由于我國采取粗放型發展方式，能源污染密集型產業和低端制造業占比過大，單位GDP能耗不僅高于歐美發達國家，甚至高于巴西等許多發展中大國，粗放型發展帶來的弊端十分明顯。傳統增長方式難以為繼，一系列能源環境問題環環相扣，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結合我國國情和發展現狀，深入研究“能源—環境—經濟”問題，就顯得十分緊迫。

促進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共融

面對發展過程中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黨的十八大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為了實現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共融，我們需要從全局角度出發，在吸收借鑒發達國家歷史經驗教訓的同時，以發展的眼光合理預測未來國際國內能源環境形勢的變化，積極應對中國未來發展中將會遇到的種種“能源—環境—經濟”問題挑戰。

在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進入新常態的大背景下，我國實施了一系列國家戰略，包括“一帶一路”戰略倡議、自貿區建設、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一體化等。這些戰略和規劃試圖通過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轉變國內發展方式，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實施這些國家戰略，不僅關乎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也涉及中國長遠發展，關系到未來全球戰略布局。因此這些國家發展戰略，要統籌考慮能源環境因素，要從國際國內兩個維度來進行能源環境問題規劃，尤其是“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要更加重視國際維度。

國家發展戰略要統籌能源環境問題

“一帶一路”戰略倡議對中國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它以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為契機，通過產品、資本的輸出和產能的轉移，增加中國國內相關產業的出口，緩解國內的產能過剩和環境污染壓力。中國與中亞能源管線、海上絲路能源樞紐、中俄油氣管線、中巴能源走廊、中緬能源通道和周邊地區電網等的規劃建設，都是實現中國與毗鄰周邊地區的能源互聯互通，共同開發豐富資源，并推動區域共同發展的重大舉措，有利于加強中國進口能源的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要慎重考慮能源環境問題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地位。中國走出去的產業要制定較高的環保標準，對相關項目生態環境影響進行評估，在建設及運營生產過程中注重環保因素，注意把環境保護思想貫穿始終。一方面，這是為推動國內企業向中高端制造業轉型發展服務；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中東中亞地區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的考量。中國對外建設項目和投資企業的行為，關乎中國的整體國際形象，要盡量規避相關國家借中國投資項目環境污染問題大做文章。

在國內如火如荼的自貿區建設進程中，應加強對相應環境問題的研究。美國主導實施的TPP體系將對入關產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進行限定，這是新國際經貿規則體系下，將碳排放及環境污染等綠色貿易壁壘納入非傳統貿易壁壘的新動向。自貿區建設，作為進一步擴大開放、促進國內改革、適應國際經貿新局面的重大舉措，理應在相關方面深入研究，為將來中國可能遇到的經貿壁壘提前謀劃、掃清障礙。

在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一體化等戰略規劃之中，能源環境制度建設和政策導向應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區域經濟最為活躍，是未來中國經濟重要的增長極，同時其能源環境問題也較為突出。

解決能源環境問題需要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

在以上國家發展戰略的規劃和實施過程中，我們需要推行基于市場機制的能源和環境規制政策，同時發揮傳統行政命令式節能減排政策的優勢，保障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的持續推進。

第一，進一步深化能源價格改革，切實提高能源生產和使用效率。目前除煤炭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較高外，石油化工、電力等產業的市場化程度不高，造成能源要素配置效率不高、資源錯配與浪費，進而導致能源的高強度使用和過度污染等一系列問題。因此，有效的減排必須以提高能源效率為前提。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進一步深化能源價格改革，讓市場機制成為配置能源資源的主要手段。目前，生活用電的階梯型價格改革正在有序推進，這將改變我國生活用電和工業用電價格倒掛的不合理局面。對石化制成品的價格改革，應該在石化領域放開競爭性業務的前提下，逐步放松價格管制，這樣才能有效發揮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重要作用。

第二，盡快實施環境稅制改革，試點并推廣污染排放權交易。盡管學術界一直建議征收環境稅，但因為擔心企業負擔加重，加上各國還沒有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完全復蘇，以及中國經濟又處于下行階段，因此中國還沒有開始征收環境稅。對于碳排放交易，我國目前已相繼在深圳、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湖北、重慶等地建立了7個碳交易市場，這些試點拉開了我國碳交易從無到有的序幕，我國有望在今年啟動全國碳市場，碳市場排放量可能涉及30億—40億噸。從環境政策的執行來看，環境稅的征收由于不涉及產權的界定，執行起來相對比較容易，但是碳排放交易政策在二氧化碳總量減排上更為有效，兩種政策組合執行的效果將更佳。

第三，必須充分發揮政府在節能減排中的引導作用。政府干預在中國現階段發揮著市場機制所不能發揮的作用。如對車輛限行、對某些重排放企業關停等，在北京等大城市霧霾消減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污染嚴重區域的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長久的地方發展產業政策，通過引導低碳、節能、綠色產業的發展，抑制高能耗、高排放產業的膨脹，促成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和經濟轉型，同時不斷改善環境質量。多年來，我國微觀層面能源效率不斷提高，但是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總量卻不斷攀高，因此，政府需要從宏觀層面來控制總量減排。例如，“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8%—10%的目標就十分合理。未來，二氧化碳也宜盡快實行總量減排。

實現經濟轉型是保證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重要條件。中國的環境承載力已經達到了極限，節能減排不是選擇題，而是必答題。合理的能源環境政策既可以促進經濟轉型，又可以推動節能減排。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國家發展戰略得以順利推進，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