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今年的坎昆會議上，能夠達成一個有約束力的成果文件。”針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最近剛結束的波恩會議繼續了哥本哈根會議上的分歧與爭論，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沙祖康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認為，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留下的最大后遺癥是“信任赤字”，“恢復和推動談判進程的前提是要重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信任。”

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中國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談判，另一方面也在搭建溝通和交流的平臺，以期實現更好的國際合作。介于波恩會議和坎昆會議之間在北京召開的“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就是中國“求大同存小異”的努力。在被寄予期望的波恩會議再度不歡而散后，此次由中國智庫主辦的會議就顯得越加重要。

繼去年主辦全球智庫峰會后，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以下簡稱國經中心)定于5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主辦的“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邀請參會者中有金磚四國的官員和學者，也囊括了基礎四國的專家和代表；有發達國家的前政要，也有像格林納達這樣小島國的官員，還包括國際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相關的專家學者等。

用國經中心秘書長魏建國的話說，這是一次國際合作會議，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需要全球的參與，而會議所期望的就是讓不同的聲音避開像哥本哈根會議那樣的爭吵，以清晰而又理性的聲音來對話，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和深化各國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從國內來看，會議也包含有推動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探索綠色經濟發展道路，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等要義。

智庫平臺促民間磋商機制

據《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國經中心主辦的這次國際合作會議得到了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國家能源局、科技部等部門的支持，相關的文件在逐級報批后得到國務院領導批準。在會議召開前，國家有關領導人將會見國外參會嘉賓；會議召開時，主管領導將出席會議并講話，現任多位副部級以上官員也將參會。

除了以“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為主題的主論壇外，還包括綠色經濟與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發展、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公眾參與、低碳能源技術創新與技術轉讓、碳金融和新能源投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等六個分論壇，分論壇主持人也多為副部級官員。

決策層的行動再一次顯現出中國對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視。在談到此次會議的舉辦時，魏建國對本刊表示，我們應當讓世界知道中國在做什么，希望各國看到中國的努力，“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是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我們更期待著國際社會能夠早日達成共識并轉化成切切實實的行動。相互之間的指責和爭吵是沒有用的，無益于共識的達成。”

現在，會議尚未召開，不過各方已經表達了對會議的期待以及對此舉的評價。現為日本國會參議院議員，前日本外務大臣、環境大臣川口順子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駐日記者專訪中表示，中國和日本是“環境共同體”，“中國和日本必須充分認識到我們擁有的環境是一體的，并以此為基礎開展合作。”

英國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表示，“很高興中國在這個極其重要的時刻決定主辦這一備受矚目的論壇”，氣候變化是全球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需要全球共識來應對，“只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取得和諧的共識，才能達成重要的協議。這樣的論壇對于推進國際辯論和提升對此類問題的關注將起到關鍵作用”。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把與氣候變化作戰放在了政策的最前線，并且已成為綠色經濟的擁護者之一。”丹麥首相辦公室副國務秘書、氣候變化特別顧問利德高認為，“我們應盡早開始實施快速融資，我希望可以在墨西哥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6次會議(COP16)之前取得成效。同時，我們應按照約定，在聯合國框架下按‘兩軌’談判尋求對話與協商。”

巴西氣候變化談判特別大使塞拉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和巴西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擁有相似立場，兩國應該推動在這個領域的合作，堅持發達國家對全球氣候變暖應當負擔歷史責任的立場；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在保持環境的可持續性發展時，也要顧及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 [page]小島國聯盟主席、格林納達環境部長丘奇在接受本刊駐巴拿馬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相信此次會議表明了東道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愿望……只有我們尋找并發現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解決方案——這一方案將在技術交換、減排和負責任的全球管理等領域找到——才能解決這一全球性的問題。”

國際胸懷的中國實踐

此次在北京召開的國際合作會議，相關各方的立場與訴求能否找到共同交匯點，一樣為世界所期待；能否取得成果的又一關鍵要素，是各方能否摒棄在前兩次會議上堅持的己見，以一種更為廣闊的視野來看待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的議題。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容不得過長時間的討價還價，現在就必須行動，不作為的明天代價將會大大超出今天行動的代價。從另一方面說，應對氣候變化，走低碳之路的探索，將告訴人們未來增長模式的答案。多年來，討論氣候變化的核心是代價，但鮮有看到轉型為低碳社會可挖掘的潛在的經濟利益。

接受本刊采訪的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副所長李俊峰強調，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談判需要新的思維。國際社會有兩個重要的規制來約束談判事件：第一，聯合國憲章規定：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第二，WTO規定：市場經濟是世界上唯一合法的經濟體制。談判之前，各個國家都有各自的目標，但必須經過談判協商，達成共識，不存在一方獨霸的話語權。

李俊峰指出，“我們在提倡打造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時，要用一種國際的語言、國際的思維。國際交往中，必須先尊重別人，別人才會尊重你。”所以，在他看來，國際交往、國際談判中，應當少提“中國影響”、“中國方案”、“中國價格”這一類的字眼，盡量“去中國化”，國際語言的運用要注重“平等”、“相互尊重”、“協調”、“協商一致”的原則，任何問題都要通過談判來解決。

“我們在自己發展的同時，也考慮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最終促進共同發展，這才是真正的大國風范。”李俊峰認為，這次由中國智庫舉辦的“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就是一次用國際思維討論國際議題的新實踐。

謀劃中國新能源發展路徑

根據國家的安排，新能源在能源消費中所占的比重在“十二五”期間會達到一個相對高的比例。我國在“十一五”期間制訂的目標是，到2010年新能源消費在能源消費中占比10%；到2020年達到15%。

李俊峰認為，目前看來要實現這些目標比較困難，“2009年是經濟恢復調整的一年，在‘保八’的條件下，包括能源行業在內各行業都在開足馬力加快發展，煤炭的消耗就增加了2.5億噸。在這種條件下，要增加新能源的比例，不僅是絕對量的增長，還有相對量的增長，這個目標要實現是很困難的。”

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中國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兼能源系統工程專業委員會主任何建坤也表示，我國可再生能源、核能發展迅速，比重持續增加，但相當長時間內仍不能滿足新增能源需求，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費量仍會繼續增長。

從2005到2008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長近60%，占一次能源比重由7%上升到8.9%，可再生能源年均增長速度和增長量均為世界第一，但同期煤炭消費量仍增長了26%。今后相當長時期，我國經濟仍會以較快速度增長，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費量仍會持續有所上升。

何建坤指出，實現我國2020年單位GDP的CO2強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標，“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間需比“十一五”期間付出更大的努力。不僅今后節能的難度將進一步加大，而且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實現相同的能源強度下降目標所需要的節能絕對量也要加大，資金和技術的投入量也要增加。

據何建坤測算，“十一五”期間節能減排的附加投入約為1.5萬億元，“十二五”期間要增大到1.9萬億～3.4萬億元，且其中依靠項目本身收益不能收回投資的資金投入也要由“十一五”期間的20%上升到“十二五”期間的40%。

“有人說，中國在新能源方面只要有條件就能做得更好。其實，我們已經盡了很大努力了，即使有條件也會很艱難。”在李俊峰看來，要實現“十二五”期間規劃的12%的目標有相當大的困難。“但是又不得不盡力爭取，如果‘十二五’期間完不成這一目標，那要完成到2020年達到15%的目標，剩下的時間里任務就更加艱巨了。”

而這些課題的破解路徑，也已經成為此次會議討論的焦點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