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轉型的世界大趨勢中，中國在生物質能源起跑線上已經落后，綜合全球生物質發展及國內能源需求的增長、消費結構、對外依存度、溫室氣體排放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等因素，中國應該比任何國家都更加重視發展生物質能源。

 
生物質能是產業扶貧與農民增收的一個最佳結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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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50年的快速發展，生物質在世界一次能源供應結構中占比已達到10%左右，成為第四大能源，在世界能源最終消費總量中生物質也占到14%。從全球來看，生物質多聯產發電、成型燃料供熱、一代燃料乙醇、生物天然氣的技術、裝備和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已經成熟，產業規模正在快速擴展。

相比全球范圍內生物質發展勢頭，我國的發展卻并不盡人意。兩院院士石元春曾發表評論文章稱，由于我國生物質能源起步較晚，市場主體只是一些實力較弱的中小民營企業，整體上水平不高。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的相關扶持政策以及資本與金融的介入尚未到位。

因此，業內人士判斷，“十三五”以及未來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的生物質發展仍任重道遠。

發展現狀不如意

近日，記者參加了新能源商會舉辦的生物質突破研討會，會上專家的發言，也佐證了石元春對生物質能源現狀的評價。

據生物質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原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長周鳳起介紹，在“十二五”的原定目標中，到2015年，生物質產業要形成較大規模：在電力、供熱、農村生活用能領域，初步實現商業化、規模化應用;在交通領域，擴大替代石油原料的規模;生物質能利用技術和重大裝備技術能力顯著提高，促進一批技術能力強、規模較大的新型生物質能企業，形成較為完整的生物質產業體系。

在分析了2015年生物質能各領域的產量與規模之后，周鳳起認為，產業現實與“十二五”規劃對生物質能產業的總體要求，仍有較大差距。

“我們現有的正在運行的生物質發電機，鍋爐的效率比較低;污染物排放標準提高導致運營成本提高;電價補貼不能及時到位，很難實現保本微利。”周鳳起分析生物質發電的情況時說。

“生物質成型燃料的最大障礙是有些地方環保部門沒有達成共識，有些地方將其定為高污染燃料，阻礙了產業的健康發展。”周鳳起說。

而生物質燃氣的挑戰，則是規模化沼氣工程所需要的多元原料的儲運體系，仍然有待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生物天然氣工藝和裝備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消納存在市場壁壘;設備標準化、成套化水平比較低。”周鳳起說。

生物質液體燃料——生物柴油與燃料乙醇，同樣遭遇產銷不通的尷尬。燃料乙醇還存在資源障礙。“甜高粱、木薯、甘蔗這些原料，是被普遍推廣的燃料乙醇原料，從整體上看，目前我國缺乏有效組織，種植粗放、品種單一、科技投入不足。”周鳳起分析說。

甜高粱等作物具有耐寒、產量高等特點，我國又有大量的荒山、荒地等邊際土地，可以開發種植此類植物，但是目前缺乏對這些土地利用的合理評價和科學規劃，這些土地不能被有效利用，提供原料資源。而第二代纖維素乙醇開發目前還有技術障礙，還沒有規模化的生產設備，技術上有待突破。

扶持政策不可少

在由化石能源向清潔能源轉型的世界大趨勢中，中國在生物質能源起跑線上已經落后，綜合全球生物質發展及國內能源需求的增長、消費結構、對外依存度、溫室氣體排放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等因素，中國都應該比任何國家更加重視發展生物質能源。石元春在上評論文章中提到，雖然目前我國生物質的發展面臨著諸多問題和困難，但是經過十余年的實踐探索，其多功能性和不可替代性顯示了對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十三五”以及未來的一段時期內，應力挽頹勢，迎頭趕上。

原國家財政部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評審中心主任王征認為，生物質要想改變現狀，在“十三五”期間有所作為，一定要有新政策落地，政策工具不可或缺。

作為能源，其價格參照物就是國際油價，油價漲跌對生物質能的收益影響巨大，因此，應對生物質能源生產企業實施彈性補貼。“在市場環境里面，要選擇一個杠桿，而這個杠桿，必須具有彈性。”王征說。

除了對生產企業的補貼之外，對原料基地也應實行補助制度。因為目前生物質能源的原料供應還不能完全滿足生產需求，在不增加耕地的前提下，如果非耕地、山林地用來種植生物質原料，王征認為，國家應該給予一定的補貼。

政府還應設立產業引導基金。“我們必須吸引大量的社會資金投入到國家急需的短缺的生物質能源里面來。”王征介紹說，“生物質能源領域，目前設有中小企業基金、創投基金、先進制造業產業基金、貧困地區產業發展基金等等來扶持一些小型和新興的企業。”

政府提供融資擔保也是政策工具之一，以此擴大企業融資規模，提升企業資金聚合能力。“‘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利用財政專項資金設立了各種類型的投融資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新興產業、生物質能源、光伏發電、健康產業等提供擔保，國家財政資金給予幫助、扶持，為中小企業的投融資提供方便，這也是我們這幾年探索的路子。”王征說，“在一個國家的宏觀體制方面，規劃產業發展的時候，上下游都須考慮。”

此外，示范基地補助政策、稅收優惠政策，也都是生物質產業急需的政策工具。

開拓發展新模式

規劃在前，如何解眼前之困，周鳳起認為，要加強部門合作，強化責任擔當，落實國家扶持生物質產業的各項政策，要從產業最上層追究責任、彌補缺失。

事實上，企業正憑一己之力，努力探索生物質開發模式的創新與突破。精準扶貧，作為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個高頻詞匯，也是中國政府今后一段時間對扶貧工作治理的指導性思想。如何通過產業扶貧，實現農民增收，減少農村貧困人口，并結合生物質推廣，早已被敏銳的企業所察覺。

“生物質能是產業扶貧與農民增收的一個最佳結合點。”武漢凱迪集團格薪源生物質燃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金亮說。格薪源目前正致力于構建現代農業秸稈治理體系，依托生物質發電，助力精準扶貧。

“我們每年秸稈的資源獲得量大概在3.5億到4億噸，相當于1.7億噸的標煤，如果我們把這些資源全部用于發電，可能每年產生的電能大概在4500億千瓦時。”李金亮介紹，公司在燃料收集方面創立新的模式，直接與農民對接，在田間進行公開透明、明碼標價的直購模式。

“精準扶貧是當前扶貧工作的新模式，是造血扶貧的一個重要轉變，推動農作物秸稈的利用，讓貧困地區的農民加入到我們當中來，就能實現家門口的致富。”李金亮介紹說。

作為一個留學生和創業者，北京海珍志闊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康一群也早已看到精準扶貧與生物質結合的潛力。“生物燃氣項目是精準扶貧的最有效方法。”她認為，產業發展的第一步，就是所有企業要進入技術博弈階段。“技術博弈成熟到一定程度，就變成了資本博弈，開始資本化，企業間產生并購，這樣才能變成一個非常成熟的產業。”

目前看來，生物質行業并沒有進入到博弈階段，“現在圈內人談得更多的還是一個項目，錢從哪來?”對此，康一群仍然樂觀，“生物質應該到了一個拐點，就是它馬上要進入技術博弈階段了，只要一項新技術出來，能夠產生投資回報率，民營資本、市場資本一進來，它的技術革新會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