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常州“毒地”事件，2013年湖南“鎘大米”事件，2012年曲靖市“6˙12”鉻渣非法傾倒致污事件……一次次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暴露了土壤的條條傷痕，這些傷痕還有多少?為了摸清土壤污染的嚴峻情況，近日，公眾環境研究中心發布首張土壤污染風險源分布地圖。

土壤不可承受之重

“這張地圖已經顯示出土壤污染防治形勢的嚴峻。”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表示，從地圖可見，東部、中部和沿江地區土壤污染風險源密集，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數西部地區土壤污染風險源密度低。

其中，南方比北方更集中。珠三角、長三角、湖南東部地區，乃至浙江南部沿海和贛南地區的土壤污染源密集;土壤污染源多沿河分布，不僅沿珠江三角洲水道河網、長江中下游、黃河沿線以及錢塘江分布，還集中沿湘江以及海河與淮河部分支流;此外，部分高風險行業分布密集，比如珠三角的電鍍和金屬表面處理，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屬開采及冶煉，河南孟州和浙南的皮革行業，河南三門峽地區的礦產行業等。

事實上，早在2014年，環保部、國土資源部歷經八年調查，共同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也顯示，我國土壤污染總體形勢不容樂觀。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耕地點位超標率為19.4%。在占中國國土2/3的630萬平方公里被調查土地上，有7%的點位被測出鎘超標。

工礦業污染是主因

馬軍表示，造成我國土壤污染的首要原因是工礦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排放的廢氣、廢水、廢渣都可能造成場地及周邊土壤污染超標。

以珠三角為例，在珠江三角洲的水道河網之間，電鍍、金屬表面處理，印刷線路板和電池等企業密集分布，這些行業不但造成大量三廢污染排放，還會產生大量含重金屬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質的危險廢棄物，一旦不能很好地處理和處置，就可能擴散形成土壤污染。此前廣東省農業部門調查中超標最嚴重的汞也主要來自燒堿、汞化物的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廢水污物排放。

而長江三角洲也不例外，長三角的重點行業風險源集中分布在江蘇省長江沿線、浙江省錢塘江流域以及上海市。記者獲悉，江蘇省副省長曾在化工園區環保專項整治座談會上介紹，迄今江蘇省已經關停了7000多家化工企業，而這僅占總數的1/3。

有色金屬礦藏的南方地區，土壤污染風險防控也會面臨很大壓力。比如，在江西省贛州市大余縣，可以看到重金屬國控污染源密集分布于礦山邊和縣城;湖南作為有色金屬之鄉，有色金屬工業、礦業也較密集。

“從事化工業、礦業、冶金業的企業，主要對土壤造成鋅、汞、鉛、鉻、砷和多環芳烴污染。”馬軍解釋道，這些有毒有機物質不僅會使糧食受到污染，對人體的健康也產生極大威脅，嚴重者可能會致畸或致癌。

此外，污水灌溉，化肥、農藥、農膜等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養殖等，也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農業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農作物畝均化肥用量21.9公斤，遠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每畝8公斤)，但利用率卻很低，氮肥的利用率僅為33%。“農藥和制藥行業企業中，涉及氰化物、吡啶、揮發酚等有毒有害污染物質以及難降解的有機污染物排放，對場地土壤造成污染。”馬軍說。

“棕地”污染不得不防

除了化工、農業導致的耕地土壤污染，在城市化進程中，“棕地”的污染矛盾也開始集中爆發。馬軍指出，“棕地”是那些之前因工業使用受到污染的土地，包括被廢棄或仍在使用的場地。比如，由于產業結構調整，一些重污染企業從城區搬遷，其原廠址成為棕地。此外，廢棄的加油站、垃圾處理站等場所都是“棕地”產生之源。

讓人擔憂的是，大量污染企業搬出城區后，遺留的“棕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地產商視為“搖錢樹”，未經“清毒”即建成經濟適用房或商品房。據《人民政協報》報道，全國工業企業搬遷遺留的嚴重污染場地超過50萬塊。

“棕地”中的有毒物質滲入地下后，可通過土壤、管道等，緩慢揮發、釋放有毒物質，毒性持續可達上百年。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拉夫運河小區在堆滿化學廢物的大垃圾場建造，導致當地56%的嬰兒有生理缺陷，孕婦流產率增加了3倍。其污染物清理工作直到2004年才宣告完成，用時24年，耗資4億多美元。

馬軍強調，由于產業的調整，城市開發用地日益稀缺，“棕地”再開發產生的風險，在未來將會越來越凸顯。而降低風險首先必須了解土壤風險源的分布，讓公眾可以獲取完整的“棕地”地圖，參與監督“棕地”的污染清理和安全再利用。

防微杜漸，治不宜遲

馬軍指出，土壤污染本身具有滯后性和隱蔽性，而且，一旦被污染，土壤修復耗資巨大。如荷蘭2000年~2009年土壤污染修復成本為每年3.35億歐元。所以，摸清土壤的情況，防止土壤污染將是關鍵。

土壤治理是一個長時間、需要綜合治理的系統工程，在地方，可能需要經歷幾屆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而目前我們的每一屆地方政府的政策是否具有延續性、科學性，是否本著對人民群眾生命負責的態度，至關重要。值得期待的是，被稱為“土十條”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都即將出臺，環保部也即將成立土壤污染防治司。馬軍希望，政府以此為契機，從源頭加強對企業的監管，同時做好對社會公眾的信息公開。

此外，企業需建立責任意識。“拉夫運河事件”的慘痛教訓促使美國批準設立污染場地管理與修復基金，同時對企業的污染責任進行嚴厲的追溯，并要求其承擔全部清理的費用。正是因為這些教訓，今天的西方大型企業特別關注土壤的污染情況和防控。但國內的一些企業，對于土壤污染并沒有概念，對土壤污染物的管控也常常很粗放。

國際上對化工、農藥等產業制定了嚴格的企業信息披露制度，美國叫做有毒物質排放清單，歐盟將其擴展為污染物排放轉移登記制度。但在國內，相關有毒化學品的排放和處置主要依靠企業自行向主管部門報告，而企業級別的公開披露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因此也嚴重缺乏社會監督，由此帶來了巨大的環境和健康風險。

最后，馬軍認為，我們都生活在厚土的懷抱中，它承載了我們的農耕、工業等文明，也承載了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的夢想。剝奪土壤的健康，無異于自我傷害。關注、規避土壤污染，監督企業的排放源頭，推動做好防控、整改，是我們共同的責任，也應該是我們對厚土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