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規劃部門偏偏要將常州外國語學校建在常隆地塊附近?

2016年4月17日，央視新聞以《不該建的學校》為題，對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以下簡稱“常外”)北側廢棄工業用地(以下稱“常隆地塊”)污染修復施工及可能由其引起的常外學生健康狀況異常進行了報道。至此，自2015年8月該校搬入新校址后學生家長、校方、有關部門和媒體之間圍繞“毒地臭氣”產生的質疑、爭論和沖突，被擺上桌面并一夜引爆各大社交媒體。

這不是常州所在的江蘇省第一次因為環境問題上頭條。僅最近環保部新鮮出爐的2016年3至4月份社會重點關注環境問題中，九起中有四起發生在江蘇。環境問題使得經濟實力領先全國的江蘇省以這種不甚光彩的方式頻頻見諸大眾媒體，然而按照筆者觀點，此次常外事件乃至江蘇省特別是蘇南地區頻發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之前三十余年當地蘇南模式下鄉鎮企業工業化和地區大力發展大型重化工共同埋下的“地雷”，且由于當時蘇南模式在全國被作為先進經驗推廣，類似發展模式被全國許多地區學習采用，因此可以推斷類似環境問題在全國許多城鎮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同樣存在;而之所以江蘇省成為曝光重點，原因恰恰在于其領先全國的經濟實力和城市化速率，快速城市化使得大量的城郊工業用地轉換為商業、住宅和公共用地，從而早早暴露出前期經濟發展中遺留的污染等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次常外事件以及其他諸多已經曝光的環境問題為全國其他正在進行“騰籠換鳥”“退二進三”的城鎮敲響了警鐘：前三十年累積的環境問題，隨著城市化進入城市郊區化階段，將會進入一個密集爆發期。如果環境控制法規不能及時完善、專業修復治理資格體系不能建立，則環境問題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產生持續影響，并且還可能會具有周期性爆發的特點。

那么就常外毒地事件而言，為何規劃部門偏偏要將常州外國語學校建在常隆地塊附近呢?

為什么偏偏是常外?

常外事件發生后，公眾一大質疑即為何在場地修復未完成地塊附近興建學校。同時由于常外在當地屬重點高中，加上該地塊原計劃作為商業用地最終卻未能成交的故事，“強行賣地說”“拉動房價說”等種種陰謀論直指當地政府和學校。雖然常外在這次毒地事件中可能完全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是正如前所討論指出的，由于過去三十年經濟發展模式、加上近來城市化進入郊區化階段，類似的毒地損害事件遲早會發生。具體而言，中小型鄉鎮企業的高能耗發展模式早就為蘇南和全國推行這一模式的城鎮埋下了環境的隱患，區別只是污染嚴重程度、修復徹底程度和用地類型的區別。而城市化進程作為揭開蓋子的那只手，遲早會引爆前期工業發展埋下的環境雷。甚至，可能類似環境事件早已發生過不止一起，只不過影響不如常外事件大、受害人數不如常外事件多、受害群體不如學生這群體引人關注，因而沒有進入媒體和公眾的視野罷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不得不感謝這一事件發生在常外，才能迅速引爆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我們來分析此次輿論中心的常外新址地塊。從區域微觀層面來看，常外新址位于常州市新北區常州光伏產業園三江口綜合區(圖1綠色箭頭所指)，屬常州市“一核八園”重點高新科教綜合規劃項目范圍。該產業園規劃資料顯示，到2015年預期打造一個年產值600億元的光伏企業，60家配套企業，新增5萬人的光伏產業就業崗位，完成一個開發面積達5.12平方公里的光伏產業園區。

不難想象，如此巨大的就業人群必然對配套服務設施有高需求，因此引入一系列好的學校等設施，利于高新區就業人才衣食住行、子女接收教育，是園區發展的必然思路。根據常州光伏產業園對該地塊所在的三江口生活區的規劃，“由北至南布置休閑娛樂區、公建核心區以及光伏低碳住區三個單元”，不難判斷，對該地塊的規劃無非休閑娛樂、公建(非高等院校、醫院或福利機構)或住宅區三種可能性，這也符合之前關于該地塊將建商業中心的傳言，因此此地最終建校，是符合園區規劃預期的，并非急中出錯亂點鴛鴦。地圖上顯示，僅常外附近就有常州天合國際學校、常州國際學校、常州市北郊中學等諸多教育機構，可見這一園區在引進學校上所做的努力。

從區域層面來看，新北區原是常州重要化學品生產區之一。2014年，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確定26個省(區、市)的60個縣(市、區)為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重點縣(市、區)，新北區就是其中一個。新北區的發展急需產業換代升級，這一點從新北區近期規劃的四個園區性質——指創意、光伏、生物醫藥、新能源車輛——就能看出。這樣以高污染化工行業起家的地區，在我國當年鼓勵轉產升級的大環境下，無疑壓力巨大。自“一核八園”規劃伊始，原常隆化工就開始逐漸搬遷到離市中心更遠的濱江化工園區(圖2)，留下一塊近400畝的污染空地，然而政府可以規劃園區，園區的發展卻要靠其自身資源潛力。在我國的入學制度下，引入一個好的學校無疑是很明智的做法，利用家長為優質教育資源甘愿付出的心理，帶動周邊房地產和商業發展。而常外事件的爆發，恰恰是在常外搬入新址后，常隆地塊修復過程中未按標準方法處理，以至空氣異常、學生身體不適所引起的，因為事關學校，所以引發的關注自然空前。

從宏觀層面來看，當前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從各省公開的統計資料來看，江蘇省全省平均城市化率超過60%，而省內蘇南地區城市化率更是超過70%，基本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高城市化率意味著更早更快的城市郊區化，城郊產業升級和用地類型轉變早于全國，因而格外引人關注。常外事件的曝光雖然有多重因素疊加的偶然性，但實際上是一個信號，引爆了原就存在未解決的環境“地雷”，而且預示著在全國類似以高污染工業發展起來的區域，如果在生產過程中缺乏對污染的管控，又沒有采取可靠的修復，那么隨著當地城市化的進程，類似的問題仍將再次發生。

城市化中的環境困局

對常州所在的蘇南地區環境問題的討論，因為地區本身就是環境問題高發區，加上地區經濟實力雄厚、城市化率高、當地居民環保訴求強烈，尚有先例和百家之言可供參考。然而，放眼全國，對環境污染問題的討論則要復雜得多。

污染問題是否存在?肯定存在，區別只是程度輕重。八十年代蘇南模式的推廣過程中，全國其他地區究竟學到了多少“經驗”，在產權體系和產業布局上產生了多大影響，這些都需要時間才能顯現。更往前追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性的“大煉鋼鐵”、六七十年代的“三線計劃”中，地方破壞的植被、水體、土壤和經濟體系，其影響究竟有多深遠，亦不能坐視不理。

地方居民是否有強烈的環境訴求?肯定有，但比起訴求而言，知情和科普更為重要。唯有懂得，才能真正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不被謠言左右，也不被謊言蒙蔽。

地方政府是否有解決環境問題的決心和意愿?這就要取決于國家價值導向了。況且，在長期全國性的唯GDP論政績思路的影響下，要使政府真正擺脫短視，重視環境甚于眼前產值，更需要各界有識之士的積極參與。

總的來說，常外事件雖然有諸多偶發因素的疊加，但究其根本，卻是中國前三十余年重利益、輕生態、唯GDP論下的一個必然結果。而由此延伸開去，在我國當前高速城市化下，城市化前景卻不容樂觀：當前我國大部分工業技術水平仍然落后，高能耗產業轉型非一朝一夕;城市產業升級是必然結果，用地類型轉換不可避免，環境評價卻依然缺位;政府仍然依賴土地財政，環境污點不足以影響官員升遷。好在短時間內想要解決這一問題，至少有一條可行方案：建立國內土壤修復資質判定體系，強制舊地修復合格驗收后再投入使用。

目前，國內土壤修復很多資質是由住建部門頒發的，而住建部的資質體系多數是按照建筑要求設定的，如施工許可證要求施工單位具有高空作業安全證，這些對土壤修復企業完全沒有必要。與土壤修復的實際情況明顯不符。同時，一些土壤修復中的重要指標，如重金屬含量分析、后期風險監控和評估等，卻沒有納入現行體系。這樣造成的后果就是一些土壤修復項目被簡單處理成土方項目，污染地塊一挖一扔了事，完全沒有起到修復的效果。目前我國土壤修復企業已有一千多家，市場潛力巨大。與其他中長期目標不同，建立更合理的土壤修復資質體系，確實是短期可期的。

結語

這次常外事件之所以能引爆媒體，一是因為事件本身牽涉人數眾多，二是事涉學校和學生，屬于社會重點保護對象;三是國內目前對環境問題關注度空前，四是事件中的戲劇化沖突和多次反轉的局面也增加了話題的討論度。這次污染事件得以在造成更嚴重的后果前曝光于人前而不是像許多社會新聞一樣被掩蓋或被迅速遺忘，不能不說是幸運的。然而想想全國有多少曾經依靠高污染工業、或者正在依靠高污染工業的城鎮，他們的經濟沒有常州這么發達，城市化也沒有常州這么快，那些被污染的土地和水就像一個“地雷區”，等到城市的邊緣延伸到那里，也許是學校，也許是醫院，也許是住宅區，常外事件必然會再次發生，到時候，那些事件是否還有足夠的熱度被社交網絡討論、被問責，還是被掩蓋仿佛不曾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