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廢品、磚塊、舊木材……這些堆積成山的垃圾如今竟出現在碧波萬頃的太湖邊。近日，有約4000噸來自上海的生活及建筑垃圾欲在蘇州太湖西山違規傾倒時被當場抓獲，測算顯示，事發區域相關垃圾總重量超過2萬噸。

“跨省傾倒垃圾”屢禁不止

垃圾處置能力不足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場。分管生態環保的蘇州市副市長徐美健認為，垃圾處置難是當前大中城市普遍面臨的頑疾，暴露出城市垃圾處置能力的嚴重匱乏，其根本癥結在于垃圾處理場所選址難。而一些環保專業人士指出，這一“骯臟生意”的最大責任還是在源頭——輸出地負責垃圾處理的機構，其在當地處理與轉運他地處理之間可能存在較大的成本差異。既然垃圾“輸出”有利可圖，自然就會催生相關的市場。

有利可圖

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為之奮斗的人群。城市現有垃圾處置能力不足，催生了垃圾違規外運的市場，并形成了一條完整的黑色利益鏈。媒體記者暗訪發現，城市垃圾經層層轉包倒手，每一層利潤都很驚人。一名業內人士介紹，從上海運到蘇州或無錫，貨主給的價格比普通砂石的運費要高一倍多。“中間人”可以從中獲利至少30元/噸，為其尋找垃圾傾倒地點的人獲利約5元/噸，另外卸載垃圾、填埋垃圾的人員也能分得一杯羹，層層有利可獲。

監管不力

哪里有政績危機，哪里就有急功近利。其實，人們也能夠理解管理部門的苦衷，當地垃圾處置能力有限，大量的垃圾得不到及時處置，堆積如山，臭味熏天，既影響城市形象和居民生活，也會損害政府公信力和聲譽，相關部門的處境可以想象。無奈之下，許多城市把這項業務交由專業公司處理，即實施公共服務外包。而一些專業公司受利益驅使，或就近找個地方隨便倒掉，或“一賣了之”，其中也不排除環境執法人員為了“腳下潔”而有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現象，未必真的就是監管不到位。

“跨省倒垃圾”放大“垃圾圍城”之困

“垃圾圍城”這個說法并不陌生。垃圾處理對于城市來說不僅是資金與技術的難題，也是環境資源供給的瓶頸。目前，我國城市垃圾處理中填埋法處理的垃圾占70%，焚燒的占5%。不管是哪種方式，城市越大，支持就地處理垃圾的環境瓶頸就越突出。就地填埋因無地可供已走到盡頭，采取焚燒的方式，又會遭遇到市民的強烈抵制，近些年城市因修建垃圾焚燒設施而引發的抗議事件就不曾停止過。城市垃圾處理正在遭遇經濟與環境的雙重壓力，也事實上給垃圾處理成本轉嫁積蓄了“勢能”。目前的城市化率僅為52%，這個矛盾還將隨著城市化的加快而更突出。

預防“跨地倒垃圾”的發生，加固司法與行政的壁壘，堵住垃圾體外循環的渠道，固然必須，但是治本之策，恐怕還得思考如何緩解“垃圾圍城”的壓力，有效改變不可持續、破壞生態這種簡單粗放低效的垃圾處理方式，代之以科學有效的垃圾處理體系與管理模式。應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聯動，除了加大投入，完善垃圾處理設施、培育垃圾回收利用產業之外，還應靈活運用政策、法規、稅收等手段，健全垃圾控管體系，從源頭控量、分類回收、無害化處理三個層面，加快形成成熟的機制。

治理“跨省傾倒垃圾”要打出組合拳要從源頭治理

從違法成本看，對偷倒生活垃圾的行為，我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都規定處罰上限為5萬元。這種標準既不符合新環保法“史上最嚴”的立法導向，也對那些違法牟利的單位束手無策，急需根據新環保法的精神進行修改，例如提高處罰幅度、實行按日計罰不封頂等，以提高違法成本減少違法的利誘動機。從執法監管看，諸多立法也都明確了環保執法部門的監管職責。而公眾關注本案的焦點是：上海的生活垃圾為何能夠被偷倒太湖?其中有沒有執法監管部門失職瀆職?形成這種利益鏈的過程中，執法部門又在哪兒呢?因此，在對直接責任人進行刑事偵查的同時，也需關注執法監管自身是否到位，因為只有嚴格的執法監管，才是從普遍性上糾治此類事件的根本保障。

堅持依法治理與基礎建設并重

一方面，國家要加快對偷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行為的立法，嚴肅追究環境執法人員監管失察的責任，對所有造成環境污染的違法者施以重拳，使之不敢。另一方面，學習借鑒國內外生活垃圾處理的先進經驗做法，切實提升垃圾“內部消化”能力。加大對現有垃圾填埋場的技改升級，提升垃圾中轉站的管理水平，統籌做好城鄉垃圾處理，配套制定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建筑垃圾處理、工業固體廢物處理等方案，確保垃圾清掃、收集、運輸、處理處置及資源化利用等環節有效銜接，實現垃圾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在此基礎上，加大環境執法力度，實現無縫監管，“骯臟生意”方能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