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7月18日發布《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的通知，提出加快推進工業綠色發展，增加綠色產品和服務有效供給、補齊綠色發展短板。

環保產業鏈在延伸

實現工業綠色發展，前提是加快環保產業的發展，為其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服務。

與傳統行業不同的是，環保產業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政策拉動型和法規標準倒逼型產業。在2016中國環保產業高峰論壇上，國家發改委環資司司長何炳光對《中國企業報》記者講到，任何產業都離不開市場，而環保產業的特殊性，導致它的市場規模是受國家節能目標、環保目標決定，并通過法規和標準發揮作用。

回顧“十二五”時期，國家強力推動超低排放政策，脫硫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2015年中國火電廠脫硫率已達到95%以上，工業綠色發展所需的環保產業，在中國堅定的政策、有力執法作用下，在國家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電力生產上初步實現了綠色。

近年來環保產業也形成了發展規律和一定的市場規模，并購整合不斷規范市場，聚攏了先進技術。據統計，2015年約有130多家企業參與了并購，通過縱向整合，形成了一批在技術集成、工程建設、設備運營、投融資能力等方面擁有綜合實力的環保集團。

“未來5年，中國環保產業應使環境產業鏈持續延伸。”何炳光表示，這其中包括垃圾從末端焚燒到循環利用和前端減量，以及加快推進第三方治理、PPP模式環保服務的不斷完善。

何炳光斷定，未來的環保產品技術，會是市場需求倒逼革新，從而促進個性化服務的普及。

為了使這些步伐走得更加堅實穩健，中國環保產業必須要解決愈演愈烈的價格戰，規范投融資市場，打破地方保護主義，規范企業經營。

何炳光認為，政策環境應強化約束、激勵的機制，釋放市場需求，其中包括完善環保產品、服務標準，通過法規和監管將其落實到位，形成倒逼作用。

產業主體

轉向技術驅動

近年來環保企業也從營銷驅動型，轉向技術驅動型。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無論是進口還是自主研發，中國環保產品、服務核心技術的提升，使得環保項目的價值日益凸顯。工業生產企業在綠色制造投入方面，從“草根級”的“有就行”，轉向專業化的“行得通”。

的確，如今的環保設備、服務產品，對于工業企業而言，不僅看重其性價比，更注重其性能比，工業制造從高能消耗轉型智能制造的政策要求，倒逼了環保市場的成熟發展。

以排污許可證制度為例，從減排效果來看，過去的制度是政府環評執法來企業檢查，相關設備隨之開啟，檢查通過后再把它關上，以節省運營成本。如今排污許可證制度的實施，需要企業請環評服務公司幫其證明每年是否達到固定的排污量。趙笠鈞估算，如果600多萬的固定污染源，每個企業一年花10—20萬請環評公司“自證清白”，是什么樣的市場級的概念？顯然，工業綠色化激發了環境服務業的市場活力，讓其在歷史機遇中春暖花開。

歷史機遇與挑戰并存，在國家不斷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污染源的不斷減少推動環保服務不斷創新，一些傳統制造業已經從流水線生產，轉型到擁有一定“個性化定制”的柔性生產模式。趙笠鈞由此認為，只要勇于創新，這個時代對于環保企業而言既是最好的時代，但對一些故步自封的企業而言，就是正在走向糟糕的窘境。

推進供給側改革

有專家認為，從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看，高速增長的經濟所帶來的粗獷型生產工業，不可能瞬間扭轉成為綠色工業。

從電力生產來看，69%的能源由煤炭供給。雖然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的增長率很高，但是由于基數低，僅占總能源結構的個位數，而像天然氣、核電等新綠色能源尚且不能挑大梁。

“既然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長期無法改變，那就需要環保產業抓住煤炭資源清潔利用這一環。”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告訴《中國企業報》記者，中國過去先污染后治理已造成困局，如今大氣、水資源、土壤等環境壓力持續造成影響。

雖然近幾年能源結構不斷優化，中國煤炭資源產區的企業不斷縮水，但是賈康認為，中國以煤炭作為主要能源結構沒有改變，因為中國基礎能源是煤炭。

據了解，中國煤炭使用過程減排、煤炭液化等項目發展迅速。賈康提出，在國家巨額投資的同時，還要注意在稅收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度過世界原油價格低谷期，待價格上升后，煤炭清潔化產品的優勢將展現出來。企業也要持續進行技術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

可見對基礎能源清潔化研發方面，國家應“咬緊牙關”全線扶持，在清潔能源占比提升到一定程度前，實現工業綠色發展。

在這方面依然有傳統環保企業大展身手的機會。

專家認為，環保產業是政策引導型產業，這一新興市場也是人為的市場，既然要實現工業綠色發展，就是要把效率、總量、質量和結構性創新并行發展。對此，全國人大常委、中科院戰略咨詢院副院長王毅認為，就環保供給側改革來說，要看如何對企業形成激勵，在這個過程中，基金、稅收都可以考慮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