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生物質發電產業業發展舉步維艱。

據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發電分會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近70%的投運生物質電廠“燃料費用即時支付及燃料收儲運困難，基本抵消了生物質發電產業的天然優勢”，甚至有些電力集團以少虧損作為對生物質發電項目的考核指標，導致許多電力投資集團不愿投資生物質發電項目，而大規模轉投風電和太陽能發電。

“尷尬”的優質發電方式

生物質發電產業儼然成為可再生能源產業和資本市場的“棄兒”。

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發電分會秘書長郭云高對新華網表示，協會曾經就生物質發電產業做過一次調研，據調研情況分析，“產業定位不準、項目選址不當和發電料耗過高”是影響生物質發電產業實現盈利的三大結構性因素。

有生物質發電企業負責人表示，“項目選址不當”和“燃料成本過高”是行業和企業自身的問題，是可以通過行業自律和企業技術進步解決的。隨著“無序選址”暴露出來的問題，行業已經逐漸認識其危害并有意識在進行消化調整，如果沒有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的誤導，真正的生物質發電投資企業不會再輕易地重蹈“選址不當”的覆轍。

一些受訪的業內專家對新華網表示，中溫次高壓、高溫高壓機組技術的應用及一些機組年運行小時數超過8000小時的情況，說明我國生物質發電產業已經早就越過了“燒不好”的早期階段，處于“燒得好”不成問題并正在向“燒得高效”邁進，入爐發電料耗到達1千克/度及以下是可以實現的。

業內一致認為，“產業定位不準”是企業無法通過自身努力克服的，也是最為關鍵的。國家只是將生物質發電產業視為“小規模可再生能源”，是5000萬千瓦級的可再生能源發電產業，忽略了5000萬千瓦生物質發電是與1.5億千瓦的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相當的優質可再生能源，忽略了生物質發電是處理農林廢棄物的重要可行的手段，也忽略了生物質發電要向農民支付費用購買燃料的特點，這種定位導致資本市場更青睞“風光”而導致生物質發電產業融資困難且成本更高，補貼過低遠不及“光伏發電”(生物質上網電價0.75元/度、光伏發電接近1.15元/度)，燃料成本即時支付與補貼滯后導致額外的財務成本。

在可再生能源行業內曾有調侃：“‘風’‘光’無限好，多得用不了。生物質不多，焚燒霧霾了”。雖是調侃，但也比較形象地描述了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現狀。一邊是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由于發展過快和沒有生產調節能力而棄風棄光，產生大量的投資浪費，另一邊是具有良好調節能力的生物質發電卻不受政策和資本青睞，舉步維艱，導致生物質燃料浪費;與此同時，一邊是農民大量露天焚燒農林廢棄物導致霧霾和環境污染，另一邊卻是生物質電廠燃料短缺，價高質低;更值得重視的是，一邊是政府重視農民增收脫貧苦無良策，另一邊卻是生物質電廠遲遲拿不到可再生能源補貼只能貸款支付農民燃料費用。

基于可再生能源法的政策真正重點支持發展的是生物質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相比之下，生物質發電是優質的可再生能源產業

“水木風光”是當前可規模開發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能源以電力為中心開展的現狀和趨勢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最終落腳點就是水力發電、生物質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

水力發電是傳統產業，可再生能源法雖然將其納入，但大型水力發電機組被明確排除在政策扶持之外，基于可再生能源法的政策真正重點支持發展的是生物質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

雖然風能和太陽能是一種司空見慣的自然現象，但其電力的生產及調節完全無法控制，有風有光時可以產生電力，風大光多時可以滿發超發，風小光少時欠發少發，無風無光時停發不發，根本無法根據電力負荷的需求進行生產和調節，甚至經常出現逆調節的現象即沒有負荷甚至負荷需求下降時風電光電出力增加，導致電網根本無法消納，只好棄之不用，也就是所謂的棄風棄光現象。

根據國家能源局統計，甘肅的棄風率已經由2015年的39%上升到2016年一季度的48%，棄光率則由2015年的31%上升到2016年一季度的39%。

對此，郭云高認為，出現大規模的棄風棄光現象，除了風電光電無序增長，電網調節水平低下外，“垃圾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非理性地要求消納大規模的“垃圾電”會導致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整個電網振蕩引發安全隱患，二是大規模火電調峰或壓負荷，這兩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比棄風棄光嚴重。

生物質發電與傳統火電相似，除了燃料屬性不同外，發電原理相同，生產方式及電能質量與火電沒有差別，所以生物質發電引起我們關注的主要是廠燃料不夠的問題，因為技術因素導致的生物質發電不能上網的問題幾乎沒有。

比較而言，生物質發電是優質的可再生能源產業。

“倒逼”能否破局仍待解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注意度不斷提升，夏收秋收時節農民焚燒農林廢棄物導致的霧霾和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廣為關注的問題。

2015年10月5日至17日，環境保護部衛星遙感巡查監測數據統計表明，在全國范圍內，除北京、上海等11省(區、市)未監測到疑似秸稈焚燒火點外，其他20省(區)共監測到疑似秸稈焚燒火點862個，比2014年同期增加54個，增幅為6.68%。這直接證明了兩個問題，一是秸稈焚燒是夏收秋收時節霧霾天氣的主要原因，另一個是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將原本用于生產生活的部分秸稈柴薪徹底地變成了農林廢棄物。

據了解，受焚燒秸稈產生的社會問題的倒逼，部分省份開始改變策略，將以“禁”為主改為以“疏”為主，湖北、安徽、江蘇、山東等省紛紛出臺政策，對燃燒農林廢棄物的生物質電廠進行補貼，補貼力度為上網電量1-8分/KWH，這極大地鼓舞了生物質發電企業投資生物質發電項目，多處理處理好農林廢棄物的積極性，也有政府官員表示“與其將資金花在’禁’引發沖突上，不如花在‘疏’上”。通過上網電量補貼生物質電廠，一舉多得，首先支持了可再生能源的生物質發電，可以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可以結構性地緩解能源清潔和可持續的問題，其次農民得到了實惠，最終也能解決農林廢棄物焚燒的問題。

基于生物質發電產業的現狀，理昂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郭振軍進行了初步測算，一個3萬機組每年運行300天(7200小時)，發電量為21600萬度，廠用電率10%，供電量19440萬度，供電度燃料成本0.47元/度，供電量燃料總成本為9136萬元。按已今年將投產200個生物質電廠計，燃料成本將達到183億元，按未來1000個計算，燃料成本將達915億元，也就是說農民將能從生物質發電產業的發展中獲得將近千億元的收入。

凱迪生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陳義生表示，生物質發電是“建在農村，處理農林廢棄物，給農民打工”的“三農產業”，也是一個實實在在增加農民收入，精準幫助農民脫貧的產業，國家通過可再生能源基金補貼給生物質電廠的費用全部支付給農民都不夠，平均缺口比例達到10%以上。也就是說國家對生物質發電產業的補貼，實際上補貼給了農民，企業還要自掏腰包配套10%的資金。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了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等重要特點，國家高層多次強調要頂層設計，統籌協調，發展要強調質量不搞維GDP論。

既然生物質發電產業具有優質可再生能源，處理農林廢棄物，幫助農民增收脫貧的多重屬性，針對的都是國家層面的痛點問題，是否可以打破傳統條塊化管理的思維，綜合考慮生物質發電產業的定位問題，相應地調整生物質發電產業政策，使其切實發揮作用成為解決國家層面痛點問題的亮點產業?

對此，郭云高認為，既然生物質發電具有生產調節能力強，投資利用效率高的特點，不能因為其規模小而不重視，在政策層面應該考慮優先發展生物質發電產業，改變現在一方面超前發展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導致投資浪費，另一方面生物質發電產業支持不夠導致大量生物質燃料浪費既不統籌也不協調的現狀。

同時，郭云高還認為，可以仿效垃圾焚燒發電產業，在政策層面考慮向其支付“農林廢棄物”處置費。再次，因為生物質發電具有幫助農民增收脫貧的功能，可以考慮與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不一樣的補貼支付方式并享受光伏發電扶貧同樣的政策，讓生物質電廠能夠及時拿到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