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美國學者格羅斯曼和克魯格提出了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該理論認為在某一國家，發展初期污染物排放量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達到拐點后，污染物排放量會逐步下降。也即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之間呈現“先污染，后改善”的倒U形曲線形狀。

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正是走了這樣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道路，大量實證研究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理論。故而，多數研究者認為環境和經濟發展之間表現出的“倒U形”曲線關系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但在中國環保在線看來，“先污染后治理”并非所謂的經驗和規律，而是赤裸裸的血的教訓！無論是發達國家的本身實踐，還是正在生態環保道路上步履維艱的我國，都是最好的證明。

作為率先工業化的先驅者們，發達國家在早期發展過程中，由于對生態環境的輕視，釀成了巨大的災禍。老牌工業國家英國，首都倫敦是世界聞名的“霧都”；1930年比利時爆發駭人聽聞的馬斯河谷煙霧事件；1943年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如此種種，不勝枚舉。

直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紛紛投入巨資治理污染問題，同時也將重污染企業逐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完成“先污染后治理”的艱難歷程。

反觀我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便提出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堅決不重蹈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這是一個極具前瞻性的設計，為我國后續的生態環保工作順利開展掃清了障礙，奠定了理論和政策基礎。

自改革開放以來，短短30多年的時間，我國經濟突飛猛進，迅猛發展勢頭令世界矚目，創造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業績，與此同時也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惡化與污染事件的頻繁爆發。粗放的發展方式，在為經濟發展注入巨大引擎動力的同時，也讓環境壓力猛增，大氣污染、水體污染、土壤污染、垃圾圍城等系列的困境成為社會可持續發展與民眾生存健康的巨大殤痛。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明確表示：“中國30多年的改革發展，可以說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路。所以，環境等許多問題在短時間內集中地在中國反映，這是一個特殊的現象。如果我們要總結一些發達國家走過的歷史，確實可以用“先污染后治理”來形容。在中國，現在凸顯的一些污染問題也確實和粗放的發展方式有關。”

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設計極富前瞻性，為何在后續的發展過程中依舊出現“先污染后治理”的苗頭？是不是意味著西方理念的勝利，而我國實踐的失敗？非也！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毅：“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轉變是一個結構性、過程性、系統性的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就轉變過來。”

一些地方政府與單位錯誤地認為“先污染后治理”是一條不可逾越的道路，因此為了追求GDP，盲目粗放發展，置生態環境于不顧，等民眾有了意見，再迫于壓力去治理，如此“黑色GDP”的發展方式實乃大錯特錯。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表示：“那種要錢不要命的發展，那種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發展，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基于國情，我國用9%的耕地養活了20%的人口，看似地大物博，實則環境承載能力薄弱，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在我國行不通，也不能行。因此，從過去先污染后治理轉變到保護優先，需要過渡戰略和政策，需要對各種生態制度文化給出優先次序，把握輕重緩急，需要新舊體制、制度、法律之間的良好銜接。

“水十條”、“大氣十條”、“土十條”、新環境保護法、新大氣法、生態環保首入五年規劃、環保垂直管理改革等等政策持續落地完善，加碼護航；第三方治理、PPP模式、綠色金融等商業模式道路日漸清晰；國家重視以及民眾環保意識不斷提升……這些都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底氣，更是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神話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