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作為我國化石能源的代表，在現有的能源供給體系當中占據重要地位，在過去一個時期煤炭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政府在去過剩產能政策上做了調整，似乎去過剩產能措施已經起到了實際效果，但政策調整之后煤炭產能會不會再次出現反彈，仍然是各方關注的焦點，這是因為煤炭產能問題關系著未來的能源結構體系的變化，代表著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趨勢和方向。這次煤炭價格變化的背后其實是眾多因素在起作用，從這次煤炭價格變化的局部現象，我們也需要反思中國的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整體方向該如何把握。

扭曲的市場心理預期，讓價格脫離實際供需關系

發改委最近針對煤炭價格過快上漲時稱不排除投機炒作成分，目前煤炭供應基本面穩定，煤炭價格持續上漲缺乏支撐。這是官方對于煤炭價格新變化的一種判斷基調，但是在前一段時間還處于嚴重產能過剩的煤炭行業，突然逆天似的接連漲價，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投機炒作。

誠然，投機炒作成分是價格上漲的助推劑，但不是唯一誘因。11月2日的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于607元/噸，環比上行14元/噸，繼續刷新年內最高紀錄，且連續十八期上漲。11月9日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于606元/噸，環比下行1元/噸，從數據上看結束連續十八期上漲局面，對于發改委而言肯定也是松了一口氣。這個被業界形象地戲稱為“煤超瘋”的局面，其實不是倒在市場化競爭的規律下，而是被接連的增加產能釋放、加大鐵路運輸能力等政策調整抑制了過快增長，實際上仍屬于行政指導下有局限的競爭格局。

從煤炭價格的新變化中可以看出，煤炭行業的產能與市場容量間出現了新變化，盡管目前煤炭行業的供應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但是市場需求量不能僅僅理解為供需間的實際需求，還應該考慮到供需雙方對于未來一段時期的市場容量的判斷，合理的市場心理預期有助于推動煤炭行業的轉型升級，反之，扭曲的市場心理預期則會導致價格脫離實際的供需關系，致使其非理性變化也就屬于情理之中了。

就煤炭行業而言，從供需雙方來看，影響心理預期的主要原因有幾個方面。對于煤炭生產企業而言，它們對于自身成本的控制，加上前一段時期政府去過剩產能政策的作用及相關措施，使得煤炭企業的負擔減少了不少，企業本身的活力得到了短暫恢復，加上對煤炭市場容量的判斷，企業的自信心增強了。對于煤炭消費者而言，尤其是火電廠、熱電廠等嚴重依賴于煤炭的用煤大戶，經過政府去過剩產能的政策和措施，對于煤炭原料減少導致市場供需關系的變化而使得自己的成本增加擔憂就增加了，再加上季節性氣候變化所呈現出來的新情況，就會產生交易宜早不宜遲的心理預期，在去產能政策未改變之前，最終也會加劇煤炭價格上漲。

從煤炭價格變化思考我國的能源格局現狀

煤炭價格的變化原因，除了供需雙方心理預期的變化及投機炒作等因素的存在以外，更深層次的，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點就是目前我國能源結構的現實狀況。我國能源結構目前仍以煤炭為主，但從供給的未來趨勢看，因為煤炭的不可再生及對環境的污染成本較高等客觀特性的存在，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份額將逐步減少。

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出，預期2020年全社會用電量6.8萬億至7.2萬億千瓦時，年均增長3.6%至4.8%，全國發電裝機容量20億千瓦，年均增長5.5%，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將達到7.7億千瓦，其中太陽能發電裝機達到1.1億千瓦以上，風電裝機達到2.1億千瓦以上。因此從總量上，十三五期間仍然難以改變能源供給側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主導地位，但關于能源供給側結構的變化，我們不僅要看總量，更應該注重增量的變化。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比例的再度增加意味著未來一個時期新能源在供給側的地位逐漸在上升，相應的，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地位在下降，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我國的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中，的確存在行政指引作用落后于市場競爭規律作用的情況，加上自然壟斷行業或者游離于自然壟斷行業邊緣的一些行業，受到行政作用力慣性的影響，最終形成了產能過剩。這也是國家在能源結構體系調整的過程中首先提出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弱化能源需求側響應變化的內在原因，因為行政作用力對供給側的效果很明顯要大于需求側，而且能源供給側企業多數屬于國有或國有控股，調整起來會比較便捷，且阻力尚可承受。

能源供給側優化，最起碼要保障輸送通道暢通

就我國的能源格局變化而言，從大的趨勢看已經十分明確，但從現實的角度出發，目前，我們的能源消費還需要依賴于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覺醒，加上環境問題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到普通人的生活，對于能源消費問題，大眾也從一味追求低成本消費，慢慢演變成了可以在合理的負擔下承擔新能源部分過高成本，環境保護意識的覺醒最終會助推能源消費觀念的向前發展。從人們對于光伏、風電等新能源的選擇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隨著新能源利用過程中成本的減少，能源需求側的新變化呈現的是一種利好局面。但僅僅依靠需求側的環保意識覺醒顯然不能夠構成完善的能源供需市場交易格局，在整個能源體系當中，需求側的利好變化，還是要依賴于能源供給側的完善。

煤炭價格上漲背后，也很大程度在于我國能源供給側中新能源供給的缺乏。無論是從裝機容量上，還是從實際發電量上而言，與火電廠為代表能源供給者相比，新能源的利用都處于相對薄弱的狀況。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要達到15%的比重，這其中還包括著新能源汽車市場占用率、廠用電鍋爐改造、生活取暖方式改變等多個指標，很難做到確切的量化，即便是15%的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對于能源消費模式的改變還是缺乏根本性的動力。也就是說，未來一段時期內，以煤炭為主的化石能源仍然占據中國能源供給側的主導地位。

在能源供給側完善和優化的過程中，新能源占比更應該放在實際使用量上，就新能源發電而言，其指標應該放在實際發電量及電能的消納上。最起碼要保障能源輸送通道的暢通，以便多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新能源無法就地消納的情況下，能夠暢通地輸向經濟發達的高耗能地區。更長遠的定位應當是在能源供給側完善的情況下，考慮能源互聯的國家、區域間的能源輸送。能源輸送通道的暢通是能源供給側進行市場化競爭完善的必要前提，如增強煤炭的鐵路運輸能力、高電壓建設等，其實就是兩種不同形態的能源輸送通道。

細數煤炭發展背后的規律和博弈，也可一葉知秋

煤炭價格出現的新變化對于我國的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哪些啟示呢？

第一，除了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之外，我們需要反思的是行政干預作用的優劣。我國煤炭企業的股權結構多數屬于國有或國有控股，在控制權上行政效能往往大于市場作用力，其有利的一面就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實現市場長期實現不了的局面，比如煤炭去過剩產能，只要形成足夠的行政壓制力，就能夠實現控制煤炭產能問題。其劣勢在于，行政作用力的慣性往往大于市場作用力慣性，政策一旦執行，就有可能脫離市場規律，而當市場規律一旦情緒化展現時，往往會造成現實與市場脫節的局面。在煤炭供需基本面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煤炭價格卻脫離了基本面，以此來看，我國的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實際措施上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第二，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可能會造成能源供給“短缺”的現象，這個時候誰來補位，能否完成補位很重要。因為這意味著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趨勢，也代表著一種必然結果。在煤炭地位逐漸下降成為趨勢的情況下，若要優先發展新能源產業，就需要及時的完成新能源的補位政策，對于類似于這種煤炭供需基本面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的“市場缺口”的假想，也是轉變能源消費方式的絕好時機。這是因為原材料成本的增加會帶動舊的能源供給體系的成本增加，有利于新能源供給體系的構建。

第三，對于舊的能源供給體系當中的原材料生產企業而言，它們需要抓住機遇期謀求企業本身的轉型升級。悶聲不吭掙快錢無可厚非，但是要對未來的能源結構變化也要有及時的應變措施，不能貪圖眼前的繁華。居安思危，方能長遠。

當然，對于我國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應該如何把握，僅從煤炭價格的新變化這種局部現象的變化來思考，還是比較片面的，由于能源供給側牽扯面廣泛，利益眾多，甚至涉及到能源消費觀念的轉變，因此從煤炭價格的新變化及煤炭供需基本面來剖析我國的能源供給側，顯然是有管中窺豹的嫌疑。但是長遠看，對作為舊的能源體系的代表的煤炭的發展和演變，如果能夠深度挖掘，細數背后的規律和隱藏著的博弈，也權且可以認為是一葉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