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冬以來，面對霧霾我們已經無計可施。淪落到如此境地究其原因，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大家的邏輯出了問題。人類最大的荒唐，莫過于邏輯的荒謬，而荒謬邏輯一定是因為常識出了問題。

今天在微信中看到令人尊重的北京大學國發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題為：“林毅夫談霧霾：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來換取環境改善是不可取的！”的演講稿。他在文中提到，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就是霧霾，認為我們霧霾嚴重的原因是經濟增長快，這是似是而非的觀念。不是說把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下來了，霧霾就會減少。不能說經濟增長的速度跟環境沒關系，但這不是根本問題。

他說：環境污染跟發展結構有關系。如果產業以制造業為主，制造業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相對于在農業耕種階段的時候，以及在高收入階段以服務業為主的時候，環境壓力就大。在這種情況下的，我們還有一個不利的因素，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再加上地方監管不利，這三個因素疊加導致環境惡化。

林教授認為，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來換取環境改善，這個說法不太成立。如果我們放慢經濟增長速度，那意味著我們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時間要延長，如果我們不進入到高收入階段，就沒辦法把我們的產業結構變成以服務業為主。

林教授的想法也太過一廂情愿了。在河北一些污染最嚴重的地方，那里肆無忌憚污染環境的鋼鐵老板們早就舉家移民不是中國人了，他們禍害自己的舊日家園，買通腐敗官員任其排放，將產品在國際市場按照大白菜的價格傾銷，最后將這些黑心錢匯到國外投資移民買房子置地。林教授可以到山西做做調研，那里污染最嚴重的小煤礦、小焦炭、小鋼鐵、小冶煉、小電石……的老板們，還有幾個繼續住在山西的，他們禍害完了家鄉，然后嫌棄山西污染嚴重，全家拍拍屁股走人了。只有林教授還在苦等他們積累了財富，在家鄉發展服務業推進產業升級。

根據林教授邏輯推論得到的結論就是，我們必須忍受環境代價快速發展經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盡快進入到高收入階段，才可能將我們的經濟發展推進到服務業為主的階段。而他的邏輯代表了現今很多人的發展觀念，而這種邏輯似乎與正常人類的邏輯大相徑庭。我們不禁要問林教授們，難道我們大家等到呼吸系統出了問題，再到醫院病床上去享受中國的服務業轉型嗎？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我們相信今天中國的老百姓，沒有人向往著空氣污染、霧霾和呼吸系統的各種疾病。

根據新華社主管，瞭望周刊社主辦的《瞭望東方周刊》2017年1月6日發表的題為：“霧霾傷身究竟傷在哪兒？與肺癌發病密切相關”一文報道，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因PM2.5暴露導致的過早死亡約有80萬人，因此它也被列為世界第13大致死原因。2016年10月，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雜志刊登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鐘南山及團隊就中國空氣污染現狀以及改進建議的綜述。鐘院士表示，日本、歐洲和美國分別進行過十數年的研究觀察來分析對比肺癌的死亡率，結果明確表明肺癌發病率的增加與霧霾關系很密切。一般來說，PM2.5濃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肺癌風險增加25%~30%。他們認為，雖然霧霾與中國肺癌發病和死亡的確定關系還需要一定時間來觀察和證實，但這十年來中國肺癌發病率增長比其他腫瘤都要快，京津冀地區肺癌發病率增速明顯，農村雖吸煙率更高但肺癌患病率卻比城市明顯偏低，很多非吸煙或二手煙接觸者罹患肺癌等現象都可以間接推測霧霾極有可能是導致肺癌高發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主任委員、中日醫院院長王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目前的疾病統計中，肺癌、肺心病、肺結核分別被納入腫瘤、心血管和傳染性疾病，但實際上這三類疾病都是典型的呼吸系統疾病。若將這三類疾病納入呼吸系統疾病進行統計，則呼吸系統疾病所致死亡占我國城市居民總死亡率的五分之一強，占農村居民總死亡率的四分之一強，均列各系統疾病死亡率的第一位。

《瞭望東方周刊》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2015年出現肺癌新發病例73.3萬例，占惡性腫瘤新發病例20%，占男性癌癥發病率四分之一；而在死亡率方面，中國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僅為16.1%，平均每年有60萬人死于肺癌，肺癌死亡人數占全部惡性腫瘤死因25%。

在這里，我們并非想批評林教授，因為有著與林教授相同邏輯的人充斥政府、企業、媒體、學界各個社會層面。這種與正常人類不同的邏輯，其實可以追溯到“發展是硬道理”。因為，發展是“硬道理”，不發展沒道理。所以，保護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遵紀守法都成了“軟道理”。就因為這個硬道理，各地才會有“先污染后治理”的政治邏輯，而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對霧霾的束手無策或視而不見，以致掩耳盜鈴就不足為奇了。

林教授說：在老牌工業化國家，如英國、德國、美國，當他們處于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新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臺灣，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時候環境也很差，因為這是產業結構造成的。

這些國家處于我們今天相似的發展階段都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技術進步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在環保技術當今的水平，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的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今天，中國環境污染最大的問題不是發展階段問題，不是污染排放控制技術的落后，而是違法排放，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

以中國燃煤火力發電廠的環保標準和技術水平為例，絕大部分環保指標都超過全世界先進水平。不僅如此，其他很多工業的環保標準和污控技術也在全球相對先進。問題并非出于中國所在的發展階段，而是環境違法排放導致了從眾效應。正是在這種“發展是硬道理”的邏輯下，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在環保上“要錢不要老百姓的命”，能為而不為之。

國家每年為火電廠煙氣脫硫、脫硝、除塵補貼超過千億元，但并未有效實現燃煤電廠減排目標，反而是電企騙取環保補貼屢禁不止。2016年就有多達42家火電企業騙取國家脫硫脫硝電價補貼，其中，華能國際騙補8億元、大唐發電騙補5.8億元、浙能電力騙補2.6億元。共和國長子們的央企和國企都是如此，其他企業就可想而知了。這還是被環保部門當場捉到的，還有多少企業沒有被捉到？在這一次霧霾中，盡管各級政府都制定了嚴格的限產措施，仍有大量企業違規生產，其中一些是國家命令淘汰的技術，就在地方政府眼皮底下繼續黑煙滾滾。

中央第三巡視組向環保部反饋專項巡視中存在的問題：一是未批先建、擅自變更等環評違法違規現象大量存在，背后隱藏監管失職和腐敗問題；二是有領導干部及其親屬違規插手環評審批，或者開辦公司承攬環評牟利；三是環評技術服務市場“紅頂中介”現象突出，易產生利益沖突和不當利益輸送；四是環評機構資質審批存在“花錢辦證”現象，后續監管不到位；五是把關不嚴、批而不管、越權審批不僅導致污染隱患，而且加大權力尋租空間；六是地方環保部門環評審批中腐敗問題易發等問題。

一些地方政府和環保部門在“發展是硬道理”的邏輯指導下，加上林教授們發展階段理論的佐證，對于本地企業違法違規建設項目和排放污染睜一眼閉一眼放任自流，使得違法企業利潤增加，競爭力增強，規模還不斷增大。而其他企業和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地方利益不得不去效法，最終良幣不得不屈從劣幣。我們不禁再問，如果所有的企業都依法依規排放，大家在同一環保的標準下經營，難到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嗎？這與發展階段有什么直接的因果關系？

其實，存在邏輯問題的不僅僅在學者中，我們的主管環保部門的領導的不少觀點也讓我們費解。2017年1月6日，環保部陳吉寧部長就大氣污染防治與媒體見面，《科技日報》記者問陳部長，現在老百姓迫切期待知道到底我們什么時候能呼吸上新鮮空氣。陳部長說，這是一個非常難以預測的問題。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涉及背后非常復雜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接受程度，也取決于我們在技術上能不能有更快的突破。美國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花了很長時間來找原因。陳部長還說，德國怎么一夜之間解決了污染問題呢？其實它們也不是一夜之間，它們都是用了20年到40年的時間才解決的。我相信我們會比它們更快一些。

這話聽似頗有道理，但是，我們中國開展環保工作并非是昨天的事情，環保部也不是剛剛從天上掉下來的。1974年10月，國務院正式成立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負責制定環境保護的方針、政策和規定，審定全國環境保護規劃，組織協調和督促檢查各地區、各部門的環境保護工作；1982年5月，組建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部內設環境保護局；1984年5月，國務院成立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會主任由副總理兼任；1988年7月，國家成立獨立的副部級國家環境保護局；1998年6月，該局升格為正部級的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8年7月，總局正式升格為環境保護部。該部門存在至今42年后，它的領導突然告訴我們，呼吸上新鮮的空氣是一個非常難以預測的問題。

1996年國務院批準實施《“九五”期間全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我國開始對污染物實施總量控制，逐年遞減的政策。當年將二氧化硫、煙塵和工業粉塵列入總量控制目標，“十二五”又加入了氮氧化物。這些不僅是直接的污染物，還是二次形成PM2.5的主因。2000年國家修訂了《大氣污染防治法》，第三條規定：“國家采取措施，有計劃地控制或者逐步削減各地方主要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總量”。2015年再次修訂該法，第二十一條確定：“國家對重點大氣污染物排放實行總量控制”。按總量控制原則，所有新建項目主要污染物都應在排放總量中先獲得限額方可建設。我們非常想知道這30年來，環保部門對污染總量是如何控制的？如果有效控制了主要污染物的排放總量，為什么霧霾還是揮之不去？

陳部長也在抱怨，環保確實基層執法能力不足、執法人員少，很多地方連執法車輛都沒有，也沒有執法著裝，下去之后執法有困難。這些年依賴于現有的環保體制效果不能令人民群眾滿意，盡管環保部門認為環境越來越好，但是大家的感受卻大相徑庭。為此，陳部長也“感到很內疚和自責”。或許數據顯示環保部門功勞不小，但是老百姓卻沒有相應的體驗，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人民群眾無法參與和監督。

大家常常看到各種環境違法無人問津，更不要說有效監管了。霧霾治理或不要說的那么玄虛，好幾年了，還在說：“環保治理從來都不是靠蠻干來解決的，必須是有序的、科學的，這樣社會代價才能小，才能一步一步知道采取的措施有效性如何。”“大氣治理必然是一個比較長的時期，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多數地方政府除非萬不得已，不會大量投資武裝環保執法隊伍，因為這樣的投入不能創造GDP，還會破壞地方的投資環境。在目前的機制下，必須改變邏輯，創新出一個新的機制。

五中全會明確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治理霧霾應該打一場人民戰爭，也只有靠一場人民戰爭才可能解決好這個問題。而如何“依靠人民”？陳部長也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公眾來參與舉報這些小污企業”。老百姓僅僅“參與舉報”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中央在落實人民主體地位中，提出“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

環保部門應該建立相關制度與污染違法排放舉報者分享違法排放污染物罰款，在上海等一些省市每一個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車載視頻監控舉報交通違法，并分享罰款，立刻就使交通違章行為大幅度下降。一個商品打假就調動了那么多群眾的參與，如果將違法排放污染物罰款用于獎勵監督舉報者，就會在社會上出現一大批裝備精良，技術高超的社會化的職業環保衛士。不僅可以很好地提高全社會的環保水平，而且對現有環保體制實現更好的監督和補充，同時可以創造大量就業拉動經濟發展。這就是中央提出的：“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對于環保上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將具有更深遠的意義。

回歸正常邏輯，尊重基本常識是治理霧霾的根本，既沒有那么復雜，也無需漫長的時間。新任北京市長蔡奇一上任，就將重污染天“單雙號限行”改為黃標車和國一國二現行。微信公眾號“中科院之聲”刊發了一篇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李汀的一篇文章，認為黃標和國1國2車的顆粒物排放占了全部排放的74.3%，氮氧化物占了53.6%，碳氫占了66%。這樣的制度安排必然會“良幣驅逐劣幣”，加速高污染汽車的淘汰。

而中石化將在北京推行“京6”標準燃油，將油品中的芳烴、烯烴和多環芳烴的比重大大降低，因為這是美國洛杉磯光化學污染事件之后，各國減少汽車尾氣的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用不著我們扯來扯去花了很長時間來找原因。

至于陳部長說的霧霾“涉及背后非常復雜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接受程度”問題，不應該成為我們治理霧霾的絆腳石。他擔心的無非是各級政府擔心的稅收、就業和GDP問題，毒販子也創造就業和GDP，難道因為他們創造了就業和GDP就可以繼續販毒危害老百姓嗎？從本質而言，違法排放與毒販子別無二致。我們讓所有的企業都依法排放，讓所有的各級政府環保部門都依法審批核準項目，難道社會就會不接受，經濟發展因此就會受影響？

實事求是地說，陳吉寧部長在環保上供需巨大，遠勝前任。但是，他的擔心反映出政府各級官員的一個普遍的邏輯認同，而整個邏輯就是我們戰勝霧霾最大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