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牌成立7年的電監會走到了十字路口，已到了需要尋找“生存”理由的嚴峻時刻，要么改革突圍，要么繼續被邊緣化，何去何從？不僅是電監會本身需考慮的問題，也是中央政府機構設置主管單位亟待去解決的問題。

與其它部委或監管機構相比，電監會有其特殊性，本身“生存”起來就相對困難。有研究指出，與應對危機型(如證監會)或自然順承型(鐵道部、民航總局)的監管機構不同，電監會這種“主動設計型”的機構設立的必要性就不易被理解，工作方式也沒有先例可供參考借鑒，工作成績不易被認識，使外界對其認識產生偏差、甚至質疑。

而再加上機構設置本身的權責嚴重脫節，電監會及其主推的電力體制改革陷入一個又一個的怪圈也就不足為奇：無法主導推動電改，電力市場就無法建立，沒有電力市場電監會實際就“無市可監”，于是機構也就形同虛設，進一步被邊緣化最終也就更無法主導推動電改，如此輪回。而市場機制的缺失，使得發改委會更嚴格審批電價，而加大電價審批又使得市場機制無法建立，只能又回到電價嚴格審批的起點上。多年事實證明，這些怪圈都在限制著以“推進電力市場機制建立”為立會之本的電監會職能的發揮。

除權責脫節外，多頭共管的“分權”歷史現狀也注定了電監會的先天不足。在2002年電改后建立的電力監管體制沒有完全到位，過多地遷就原有利益格局，對行業具有重要影響的監管事項都給其它大頭瓜分了：價格監管、投資準入、項目審批、技術質量標準都歸了發改委；電力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歸了國資委；監督企業財務制度則以財政部為主……而電監會分到的是市場準入(發改委投資準入與項目審批在前，市場準入形同虛設)、部分價格監管權(主要在競爭環節，目前電力市場沒有形成，這一權利也就無法行使)、安全監管等。

顯然，弱勢電監會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兩大最有效的監管工具包括市場準入權和電價審批權都不在自己手上，使得電監會實際權力不足，監管行為約束力不夠，監管權威無從體現，影響了監管的有效性，各項工作推動起來也越發艱難，只能在強勢的宏觀管理部門和大型國有電力企業間“夾縫求存”。

而在另一核心職能“電改”上，盡管常設機構電改辦設在電監會，但領導則是發改委領導兼任，三項重要電改任務也由發改委、電監會和國資委分別推動，沒能集中在電監會一家，而三項改革任務又相輔相承，但同理也會相互牽制，目前電改現狀正是由于多方相互牽制給了相關利益群體更大的博弈空間而因此停滯不前。

根據國際經驗，作為基礎性產業及公共事業的電力行業監管機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加上“政監分離”原則，將電監會合并到能源主管部門并非最優方案；建議中央編辦在機構改革中重新核定電監會的“三定”方案，爭取逐步將更有影響的監管工具賦予電監會，做到權責相等，并解決多頭共管的制肘，推進強勢監管。

而假如電價審批權能實現向電監會轉移，電價改革也就可以由電監會主導(顯然，與自身利益相左，發改委在電價改革上主觀能動性不足)，能更為系統且有效地解決電力市場建設問題，加速電改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推進改革。從部門利益關系來看，目前電監會對推動電力改革的動力最足，國務院可把電改常設機構交由電監會領導執行，以落實已出臺8年之久的《電力體制改革方案》(俗稱“5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