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長與能源供給矛盾日益凸現的當今，能源使用效率是經濟學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它一般用單位能耗表示。單位能耗又名能源強度，是指能源利用與經濟或物力產出之比。能源強度代表單位GDP的能耗，是一個能夠很好的反應能源利用效率的指標。能源強度作為反映能源效率水平的一個綜合性指標，不僅受經濟結構和能源經濟效率的變化影響，而且也受到能源結構、資源稟賦、能源價格機制、經濟體制及人口等結構因素的影響。

很多國家的發展經驗已經證實，能源強度都會經歷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即能源強度曲線呈現出倒U型。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研究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能源的最優控制問題，即，在能源約束下，尋求最優的經濟增長路徑。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存在著能源強度的倒U曲線,并且能源強度已經超過了轉折點，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已具有了節能降耗的內在要求。

21世紀以來，中國能源消費無論在增長速度還是消費結構上一直都是世界能源問題的焦點。毫無疑問，我們希望用較小的能源消耗實現GDP增長，降低能源消耗強度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們節能的目標。不過，能源強度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負向作用不容忽視，如果經濟增長仍保持更高速增長,則進一步降低能源強度將更為困難。能源強度與經濟增長存在著雙向因果關系。這不僅意味著經濟增長引起了能源強度的增長，而且表明經濟增長對能源強度存在依賴性。因此，如果節能降耗超過一定界限，繼續控制能源強度將損害經濟增長。在經濟轉型的步伐尚未加快、新的增長動力尚未培育出來的背景下，不斷提高能源強度的目標，將使鋼鐵、水泥等傳統高耗能產業發展受到限制，使能源行業的發展受到影響，最終影響到宏觀經濟增長目標的完成。也就是說，如果超越發展階段，過早地要求能源強度出現大幅度下降，甚至限制高耗能產業的正常發展，那么，這種下降直接會影響到中國當期經濟的正常增長、進而影響到資本積累的速度、延緩能源強度進一步下降的到來，從而拉長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時間。

根據國際經驗和歷史規律的啟示，今后中國能源強度的上升趨勢，能源強度峰值的大小和出現時間，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今后中國的工業化戰略。至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有效經濟增長從來都是基于資源優化配置的內生性選擇結果。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于以知識、信息、研究開發或創新所引致的規模收益遞增、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長等核心內生變量。技術進步的內生化，要求我們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人力資本效率增長依賴于經濟增長，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有助于降低能源強度，但效果不明顯，可行的降耗途徑在于技術進步。當然，也不能只依靠技術進步來節能，要注意調整產業結構，在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下，引導產業結構向低能耗方向調整，要科學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

能源結構向高效率能源轉移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對降低能耗強度有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受制于技術進步的程度和速度，而且技術進步能夠通過改變能源的需求結構和需求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能源價格。在能源市場的價格體系有效的情形下，新技術的出現使得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耗下降，就能夠在經濟發展水平一定的情形下降低市場上的能源需求量，進而降低能源價格，同時提高工業企業對高效率能源的使用。所以，能源價格、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這三個因素對能源強度的影響程度受技術進步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能源價格的作用下經濟增長與能源強度之間的關系具有不確定性,以資本擴張的方式實現經濟增長應以資本投入效率提高為前提。

隨著經濟的發展，全球能源消費總量仍將大幅增長,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和降低能源強度必將成為世界各國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國要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下，適當控制能源消費增長速度，促進能源強度降低，走出一條能源、經濟相互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來。在刺激經濟走出低谷時，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應注重投資導向，尤其是大型項目，需采取高效節能的創新技術，否則“鎖定效應”將使其在今后很長時間內無法有效實現節能降耗。在經濟繁榮時期，需嚴格控制投資規模及高耗能項目的投資，并合理引導投資流入低能耗產業和領域，并通過自主創新和技術引進，提升國民經濟各部門尤其是工業部門的技術水平和組織管理效率，減少能源消耗，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促使能源強度持續下降的必要機制。

（作者系中國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