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礦產”是對廢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規模化、產業化發展的形象比喻。我國再生資源逐年聚集上升，蘊藏豐富資源，市場潛力巨大，在資源和環境“瓶頸”日漸凸顯的當下，開發“城市礦產”，對于生態文明建設以及美麗中國的建設具有現實意義。

“開采‘城市礦產’，建設美麗中國，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現實而緊迫的重要任務。”兩會期間，來自黑龍江的全國人大代表、致公黨中央委員董配永提交了“關于對城市廢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的建議。

“城市礦產”是對廢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規模化、產業化發展的形象比喻。“從我國國情出發，在當前大的背景下，開發‘城市礦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是破解資源約束、化解環境風險的根本出路，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內容，是建設美麗中國的有效途徑。”董配永認為。

再生資源市場潛力巨大

我國是人口眾多但資源稀缺的國家，45種主要礦產資源的人均擁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當前資源和環境“瓶頸”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據測算，每回收利用1噸再生資源，可節約自然資源4.12噸，節約能源1.4噸標準煤，減少6—10噸垃圾處理量。2013年我國再生資源九大主要品種回收量達1.64億噸，相當于節約能源1.7億噸標準煤，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超過4億噸，大大緩解了資源和環境的壓力。

“再生資源逐年聚集上升，蘊藏豐富資源，市場潛力巨大。”董配永表示，隨著產品的普及與更新換代急劇加速，數以億計的電子產品已經陸續進入淘汰期。有專業資料表明，1噸廢舊手機可提煉400克黃金、2.3千克銀、172克銅；1噸廢舊電腦可提煉300克黃金、1千克銀、150克銅以及近兩千克等其他稀有金屬等。同時，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仍有很大的開發空間。再生資源產業已經成為許多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等國家新的經濟增長點。2010年美國的再生產業規模就超過2400億美元，2015年中國再生產業規模僅6000億元。據統計，中國“城市礦產”資源綜合回收率約40%。歐洲、美國“城市礦產”資源綜合回收率已達70%以上。

同時，開發“城市礦產”是擴大就業，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渠道之一。資源再生利用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行業每增加1000億元產值，就會相應增加100萬普通勞動者就業。開發“城市礦產”，對于擴大就業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就業，維護社會穩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具有重要意義。

對回收利用認識遠遠不足

“社會對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認識遠遠不足。”董配永表示，整個社會仍然存在將再生資源等同于“垃圾”和“破爛”的模糊認知，沒有對其在發展循環經濟中的意義和重要性，以及它所產生的潛在GDP和綠色GDP有深刻的認識。

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國家層面制定的《再生資源回收管理辦法》、《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等，主要是針對再生資源回收企業的管理，局限于某一個行業的再生資源回收，不能為當前各個經濟領域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問題提供法律依據。

政策體系不夠完善。國家相關部門出臺的政策措施，缺乏協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如再生資源回收企業稅負過重，廢物再生產品面臨全額納稅，高達17%，嚴重制約行業的規范發展。

標準體系與技術開發和研發滯后。缺乏相應的市場準入、建設和技術標準。我國廢棄物回收利用的總體技術裝備水平僅達到發達國家上世紀90年代初水平，在核心關鍵技術的研發方面，關鍵設備主要依賴進口。

對循環再造產品優先納入政府采購體系

“開采‘城市礦產’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在幫政府和社會解決問題，尚處在起步階段，不能完全推向市場。對于這項變廢為寶、化害為利、消除污染、再造資源的特殊行業，利國利民造福子孫的公益事業，應引起高度重視，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去謀劃，用立法來推動、用政策來支持、用標準來提高水平、用技術研發提升層次，才能有利于開采‘城市礦產’的持續健康發展，為建設美麗中國打好堅實基礎。”董配永認為。

因此，他建議，構建法律法規，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如明確實施政府強制采購目錄，對循環再造產品優先納入政府采購體系。通過立法強制約束資源循環利用的方式，嚴格設置門檻。明確全面實施生產者延伸責任制度，生產者對產品的報廢與回收負責。

制定完善財政稅收、企業融資、項目用地、信貸支持等綜合性配套優惠政策，促進行業健康發展。著力解決再生資源產業發展稅負較重的難題，盡快對再生金屬回收利用實行稅收優惠政策。

完善制定發展規劃、行業標準體系，加大技術研發力度。完善制定相關標準體系，規范行業秩序，全面推進行業資源整合，著力打造一批龍頭企業，提升資源綜合利用率和節能環保水平。積極開展研發創新，打造產、學、研一體化科技創新機制。

此外，加強輿論宣傳，提高全社會對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的認識。充分利用各種宣傳媒介，加大對開發“城市礦產”破解資源約束、化解環境風險、解決就業的重要意義和作用的宣傳，營造全社會重視、關心和支持行業發展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