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繼“大氣十條”、“水十條”之后應對重點環境問題的又一行動綱領，“土十條”的出臺實施與落地，被寄予了厚望。盡管它亮點十足，盡管它確實頗具威力，盡管有關它的贊歌不斷響起，可“土十條”仍舊面臨著無法擺脫的局限性，即作為綱領性文件，它只能起到指導性作用。

鑒于此，土壤修復工作若想更深更廣地推進，土壤修復產業想要迎來快速發展，土壤立法成為必然。一直以來，學界有這樣一種觀點：立法的缺失導致環境監管權的缺乏，這是多年來我國土壤污染持續惡化的制度原因。

從全球范圍來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普遍較晚，20世紀70年代萌芽，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形成潮流，盡管相關背景與設計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遵循從分散立法到專門立法的軌跡，最終使得專門立法成為土壤污染防治的主流。

就我國而言，在法律層面，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眾多，如《憲法》、《環境保護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復墾條例》、《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但不難看出，有關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條文基本上都散見于相關法律的附帶性立法之中，并沒有形成獨立的完整的體系。

1995年，為了貫徹當時的環境保護法，防止土壤污染，保護生態環境，我國頒布《土壤環境質量標準》。

2005年，國務院頒布《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明確提出，“以防治土壤污染為重點，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合理使用農藥、化肥，防治農用薄膜對耕地的污染”“污染嚴重且難以修復的耕地應依法調整”等，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土壤污染問題作出明確規定的規范性文件。

在隨后的十幾年中，巨量的文件、大量的舉措接踵而至，然而由于這些文件舉措只是做了最基本的原則性規定，分散而不系統，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細則和有威懾力的責任追究條款，故而土壤環境保護或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法規仍然缺失。

中國環保在線分析認為，現有的立法制度建設難以從根本上對土壤污染起到有力的遏制和有效的治理，加上“土十條”強制約束力較弱，地方性的立法缺乏全局性，土壤污染防治全國性立法具有十分強烈的迫切性。

正如中國環境資源法研究會副會長呂忠梅所說：“因為缺少土壤污染防治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體制，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具體標準，也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依據，發生了土壤污染事件不知道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如果這些問題不經法律明確規定，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碎片化、臨時性在所難免。”

今年3月9日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會上，環保部部長陳吉寧答記者問時明確指出，全國人大已經把土壤污染防治法列入了今年的立法計劃，環保也正在抓緊制定相關標準。

《土壤污染防治法》今年能否橫空出世，我們尚不得而知，但從國家高層動態來看，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極大。可以想象，在國家及地方自上而下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大前提下，我國將迅速形成完整的土壤保護法律制度，確保土壤保護工作的健康可持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