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治理絕不是一次“打補丁”的行動，這關乎著整個水環境的改善和水生態功能的恢復。因此，流域治理成為了我國治水由“點”向“面”延伸的重要環節。面臨流域治理遇到的問題，我國正在加緊整體規劃，推動“區域式”新格局形成。

自“水十條”發布以來，我國污水處理邁上了新征程，不斷探索由“點”向“面”延伸的治理模式。以此為基礎，水環境綜合整治概念興起，從單純地治水向防治結合，跨區域統籌治理轉變。其中，流域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成為熱門關注點。

水污染防治是一個系統工程，由于各種因素形成跨區域、跨部門，甚至是跨時間的多重治理格局。這也就導致一些治水阻礙無法避免，以往的碎片化管制也很難取得真正的效果。流域治理從大板塊層面上解決了以往治理邊界模糊的問題，并且實現了信息互通、經驗共享、成果共有以及投入分攤、職責分立。

我國的流域治理有著專門的法律支撐，中央補償。

“水十條”明確的是治水綱領，《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為流域治理工作銜接創造了轉機。隨后的《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方案》更是進一步加強流域治理的重要文件，再到《重點行業和流域排污許可管理試點工作方案(征求意見稿)》，流域排污許可管理試點提上日程。

為了充分貫徹流域治理方針，我國還從強化生態補償相關機制入手，發布了一系列針對流域生態補償的規定，細化流域生態補償中的責任分擔。這將從制度上鼓勵各地以及其他社會主體積極參與流域治理。在利用經濟杠桿的同時，市場機制也不可或缺，我國正在進一步探索多元化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的新模式。

當然，我國對于水環境綜合治理的探索仍處于起步階段，流域治理也會遇到一些問題。

最根源的問題在于，流域治理戰略理念的牢固樹立仍需要時間。這里所說的理念不僅僅是污染防治，更是全局性的流域生態系統保護。這就需要摸清楚資源供求關系，流域治理和流域生態修復的內涵。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的流域治理經驗明顯不足，格局觀和管理機器凸顯局限性。

有鑒于上述原因，我國流域治理的相關研究和應用自然面臨滯后的囧境。另一方面，我國流域治理還需要考慮到不同的水文特征。如果缺乏靈活多變的流域治理方案，覆蓋多類型水環境需求的治理技術和設備，高效精準的治理措施，流域水環境治理也難以看到實質性成果。

展望流域治理的未來，我國需要改進和完善標準、考核和監管等多項機制，精準發力。

“十三五”規劃明確要求，推進七大重點流域綜合治理。告別哪兒污染治哪兒的歷史，促進流域治理向區域化轉變，朝著綜合防治的目標邁進才是我國水環境得到根本改善，恢復水生態自我調節功能的解決之道。在此期間，流域治理應形成一張兼具關聯性、統一性和連動性的防治網。

同時，流域治理也要確保方案和措施的科學可行性，綜合考慮環境、經濟、技術和設備等多重因素，做到精準化與差異化相結合，力求精準發力。而隨著應用實踐的增多，成本和效益的分析將會更加透徹，助力流域治理實現低成本的環境效益最大化。

由于水污染具有流動性，并且基本上呈現上下游污染同步的局面。所以，流域治理才有其必要性。目前，我國流域綜合治理正在改變過去跨區域、跨領域協調難，技術集成難，設備運維難以及統籌管理難，資源配置難的狀態，國家機器和市場機制協同運轉，加速推動新“區域式”新格局形成。

頂層設計不斷加固，水環境治理縱深展開，已經成為了污水治理的必然選擇。在當前情況下，流域治理的需求會不斷釋放，管理體系會進一步完善。接下來，我國將會補齊各層面短板，推進流域治理協調、統一、有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