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１３日，國務院發文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包括電力等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分析人士認為，就水電來看，面對“不差錢”的投資環境，民間資本很難與大型國企抗衡。此外，目前我國水電資源從規劃上看，已“圈水”殆盡，民間資本進入國企仍在“暗戰”的有限水電資源中，其輾轉騰挪的空間更小。

盡管此次國務院強調“非禁即入”，并且“不得單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但業內人士指出，民間資本如果沒有配套細則的扶持，在電力行業仍然難改“放而不開”的尷尬狀況。

國企“不差錢”民間資本空間狹窄

事實上，目前大型水電開發已經進入對于民間資本“寵辱不驚”的階段，當前水電開發的問題并不集中在是否需要民間資本介入的問題上。

“水電開發現在不存在資金和技術問題，從這個角度上看，民間資本是否進入，對于水電投資意義不大。”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說，目前我國水電資源大部分已經圈占完畢，即使有尚未開發的剩余資源，也是被幾個國有大型企業緊緊盯住，民間資本即使進入，可爭取的資源已經不多。

出于對水利設施的安全考慮，張博庭不建議讓民間資本大規模進入大型水電開發項目，“像美國基本不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大型水電等公益性強的領域進行開發。畢竟民間資本是逐利的，需要的是投資回報率，但是大型水電站不僅發電，還要考慮到水利調度的問題，在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權衡之間，國有企業相對有更多的可操控性。”

張博庭認為，小水電開發可以引入民間資本，但是要考慮到投資的有序性，而大型水電項目不適宜民間資本的介入。

短期內不會出現突然的開發熱潮

實際上，對于一些干流上的大型水電開發項目民間資本基本無法“染指”，更多的是集中在支流上小水電的開發。

因地方政府的鼓勵和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的原因，民間資本介入地方小水電開發相對比較容易，電力領域民間資本介入最多的便是小水電。據水利部副部長胡四一透露，我國目前已建成小水電站４．５萬座，總裝機容量５５１２萬千瓦，年發電量１６００多億千瓦時，約占中國水電裝機和年發電量的３０％。

就目前狀況而言，我國水電開發已進入后水電時代，而小水電的開發近些年受政策、市場等多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已經進入“不怎么賺錢”階段，經歷了“過山車”式此起彼落的水電開發，如今已經漸趨理性，短期內出現投資熱潮的可能性并不大。

據張博庭介紹，小水電投資曾在2002~2003年形成一股投資熱潮。全國小水電的裝機容量每年增加三四百萬千瓦，增幅一度超過30%。

由于小水電的過熱發展引發了人們對一些河流支流生態環境的擔憂，于是國家開始對小水電投資進行宏觀調控，從2004年開始，70%在建小水電項目出現資金緊張，50%項目資金鏈斷裂，民間資本開發小水電開始降溫。但隨后受全國電荒影響，小水電項目因市場作用而起死回生，民間資本再次進入小水電領域并且在短期內掀起新一輪高潮，小水電投資成本也隨之抬高。成本的提高使得小水電的利潤也隨之下降，至2009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小水電項目利潤率已降至無利可圖境地。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了解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是，目前在中西部投資的小水電有1/3都在尋找買家，喊價比成本價低20%左右，但接盤者仍然稀少。

配套措施是關鍵

實際上我國在政策面一直鼓勵民間資本介入水電投資，但苦于沒有各領域相應的細則出臺，水電領域大型水電項目的開發始終是以單一的國有資金為主，水電投資的資本結構并未發生質的變化。因此，本次民資進入的問題實際上是配套措施是否能落實的問題。

“現在最大的困難，不是國家的限制，而是過去制定的相關政策，基本都有利于國有大型企業，包括對很多投資的規定都是有利于大型國企，如此一來，實際上是為民間資本進入設置了無形的門檻，這種無形的門檻才是最值得關切的。”

能源問題專家林伯強也認為這些無形的門檻客觀上造成了民資的無法進入，林伯強說，建設的成本，移民、生態補償的成本，國家嚴格的項目審批制度，這些客觀條件本身就制約了民間資本的進入。

對于民間資本進入水電領域的影響，華北電力大學教授曾鳴認為，國家在重啟民間資本進入電力領域的同時，最大的問題是能否給予最大限度的政策開放。

曾鳴說，很多年前國家實際上已經放開了民間資本的進入，否則也不會有小水電項目的“扎堆”出現。但是這種放開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配套的細則和措施出臺。因此，民間資本在水電領域擺脫不了一個"小"字，并沒有實質意義上的進展。本次重新啟動是否能夠做到完全意義上的放開，還需"觀后效"。

或將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

民間資本進入能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電力市場化改革的腳步，也是業內普遍關注的問題。

“目前我國存在水電電價偏低，電價機制尚未理順、競爭不透明、投資成本不明確等問題，而資本是逐利的，要想吸引民間資本進入水電等領域，必須讓民間資本看到公平競爭環境、盈利可能性和投資回報空間。”國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胡兆光認為，民間資本的開放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電力改革的加快進行。

張博庭則認為，客觀上可能會有所促進，但是并不能寄希望于民間資本的介入來加快電力改革步伐。“我們還有很多問題，比如水電等可再生能源上網和節能調度的矛盾，以及電力市場深層次矛盾。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民間資本進入后會有更多的掣肘。”

對于這種“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觀點，曾鳴表示并非是資本進入還是政策進入的誰先誰后的問題，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電力建設，其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曾鳴認為，在他看來，開放民間資本更多的是“后4萬億舉措”，目的在于引導資金的流向，并合理的分散到各個行業或領域。"由于我們大量的民間資本基本都集中在如房地產等一兩個競爭性行業，因此，將其轉向水電等基礎設施領域，目的在于讓資金能夠科學合理地分散出去。

但是他注意到一個細節是，在國務院公布電力領域放開范圍后，還明確要求要“進一步放開電力市場，積極推進電價改革，加快推行競價上網，推行項目業主招標，完善電力監管制度，為民營發電企業平等參與競爭創造良好環境。”

“如果這些措施都得以落實，對電力市場化改革確實是個很大的促進。”曾鳴說。